（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不是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至今已29年了，但距离基本的成功还非常遥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至今还没有真正起步（1980年代的起步夭折了）。
29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曾经受到过“左”的严重干扰，几乎被扼杀、遭夭折，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使之重新起死回生，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难之后豁然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大好境界。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还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仍然受着“左”的残余影响之挚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但“左”的指导思想却一直顽固地将国家所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视为社会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这种斯大林主义的认识迄今还被主流意识形态奉为金科玉律）而步履蹒跚，社会总产品再分配方面的改革也存在着非常突出的缺陷和弊端，但坚冰已经打破，目标已经确定，航道已经开通，浩浩荡荡向东流的“一江春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了。
nbsp; 29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一步三折、命运多舛，在1980和1990年代交替之际遭到“左”的残余影响的凶残围剿之后至今没有恢复元气。自1992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虽然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思路（比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缺乏付诸实践的诚意、决心和可操作性方案；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施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但基本上局限于较低的技术性层次，没有触动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制衡的“总病根”。有些措施（比如将党的纪检部门和政府监察部门合而为一、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一肩挑”等）名为“改革”，实质上却是倒退，使传统政治体制更强化了。
自1992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执政者虽然把邓小平理论（原来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越提越高，并写进了党章和宪法，成了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却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基本上消失了。其中有些关键性的思想（比如“党政分开”、共产党不能搞“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等），甚至成了执政者不愿和不敢提及的禁区。显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严重滞后了。经济体制改革这条腿比较长，步子迈得很快，而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腿比较短，步子迈得很慢。有人把我国自1992年以来的改革称作“跛足改革”，诚可谓“不美”之“信言”矣。人民网、光明网曾经披露过中央党校课题组两年前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南方周末》也发表过对这个课题组主要成员的专访。这个报告看来已经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选择。但认真研读这个报告，觉得它仍然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如果这个报告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真的变成了高层的战略决策，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的好转。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市场化改革发展至今，在各类商品供应充足、GDP多年持续增长的同时，也突出地暴露了腐败现象迅速膨胀、贫富差距超过极限、弱势群体生存艰难、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伪劣商品屡禁不止、‘新三座大山’遭致民怨沸腾等非常严重的负效应。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负效应的呢？”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致使对公共权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和制约非常疲弱。”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而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制衡的传统政治体制依然如故，“权力寻租、权力和资本相勾结、政府管理在社会总产品再次分配中不注重公平公正等弊端势不可免”。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今中国社会滋生一切消极、腐败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阻碍、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进程的最关键的要害和瓶颈。如果不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启动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相当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必然进一步扩展和恶化（权力和资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只有遇到强有力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才会有所收敛），现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必然更为突出，负面后果会更为严重。
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会严重滞后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左”的指导思想残余影响的竭力阻挠、干扰和破坏。
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十多年间，主要防“左”的思想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得到了比较好、比较深入的贯彻，原来视市场化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的指导思想残余影响被彻底击溃了，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基本上没有了什么“禁区”，连所有制改革也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突破（还没有彻底突破）。但是，主要防“左”的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左”的残余影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年间思想政治领域实际上执行的是“主要防右”指导方针。因此，直至现在，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往往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被视为“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指责为“杂音”和“噪音”，甚至被污蔑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密谋推翻共产党，颠覆政权”。去年，“西山会议”遭到声色俱厉、来势汹汹的“革命大批判”，被批判者又“不敢回应，怕再惹事”（徐景安语），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左”的指导思想重要表现形式的一些“旧瓶子”又被装上了“新酒”，在政治市场上很时髦、很风光、很热销。比如，新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新的“两个凡是”越来越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充塞着空话、套话的“党八股”在主流媒体上铺天盖地，“莺歌燕舞”的粉饰性宣传不绝于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皇上圣明”华美辞章连篇累牍，而舆论控制的大网则越收越紧，与所谓“主旋律”稍有不同的声音刚一露出苗头，马上就会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其扼死在襁褓之中。在这样庸俗、沉闷、压抑的思想氛围和社会大环境之中，思想界、理论界对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制衡的传统政治体制自然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鞭辟入里的科学分析和批判（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以后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期那样），社会大众要求根本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的强烈愿望和呼声也不可能及时、充分地表现出来，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掌权者迷恋权力、贪婪权力，形成了依存和寄生于权力体系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很难进行“自我革命”，很难对自己赖以生存、赖以发迹、赖以谋取各种实际利益的传统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这样一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认真贯彻了邓小平主要防“左”的思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则没有认真贯彻邓小平主要防“左”的思想，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了“主要防右”的指导方针，致使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了，形成了两个领域的改革不协调、“扭秧歌”（李锐老前辈在1998年就写过一篇题为《如何不再扭秧歌》的文章）的不正常现象。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民主制约没有相应地跟上去，非常疲弱，必然要出现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弊端，必然要出现贪赃枉法、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生存艰难、“新三座大山”日益沉重等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的命运决定于改革能否成功，一切改革的最终成功又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29年的坎坷波折、大起大落，现在走到了一个必须作出重大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命运，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但愿我们能尽快冲破“左”的指导思想残余影响的层层禁锢，闯出一条矛头直指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民主制衡“总病根”的政治体制改革“血路”来，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可靠的政治基础。
有的人反复发出疑问和警告：政治体制改革“那些理想化的方案有可能实现吗？要符合实际。”（见2006年6月29日《南方周末》）笔者不禁想反问：邓小平以党政分开为“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1，是否属于“理想化的方案”之范畴？是否“符合实际”？既然1987年党的十三大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个理论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为什么在20年之后，我们只能“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改革”，而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扔在一边呢？
迷恋专制是“左”的一个重要特征；“左” 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孽生出来的怪物和魔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讹诈性和破坏性，是时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我们只有坚定不移而不是犹豫彷徨、实实在在而不是虚张声势地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左”的孽障，才能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华民族重新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真正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能否在21世纪中叶如期实现，决定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这“三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三个文明”建设能否协调发展，决定于政治文明建设严重滞后状况的根本改变；政治文明建设严重滞后的状况能否根本改变，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攻坚战的重新启动和大获全胜。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整体布局及总体进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着整个改革开放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命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将近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相当长时期以来，较之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挺进，较之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企盼，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明显、严重地滞后了。其主要表现：
一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远没有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苏联模式”中走出来，甚至较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更严重了，很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完善；
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在相当一些方面还远远没有落到实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和仪式，家长制、“一言堂”和奴隶主义、犬儒主义、人身依附等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实现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路程还很遥远；
三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权威远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权大于法、党大于法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仍然相当严重。
四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公务员制度、农村基层民主等技术性层次有所推进，而对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致使这个“总病根”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更加严重、愈益恶化了。近十几年来腐败现象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迅速蔓延和不断升级，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总病根”在作祟。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决、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彻底挖掉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系统“动手术”，很敏感，风险大，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必须认真执行党中央早已确定的坚决而审慎的方针。所谓坚决，就是决心要坚决，态度要坚决，对于看准了的，条件成熟了的，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都不能动摇；所谓审慎，就是在改革的具体做法上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主客观条件成熟的程度选择改革的内容的方法，不能草率从事，急于求成。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改革，要根据社会的可承受度来选择和确定改革的力度。
从近十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执行坚决而审慎方针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是审慎有余而坚决不足，只强调审慎而丢弃了坚决，甚至将“审慎”当成了畏首畏尾、踟蹰不前的托词和挡箭牌，耽误了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有利时机。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否则，只能是越来越加重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成本，还有完全葬送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根本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个目标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二者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支柱，缺少任何一方面或任何一方面较疲弱都不行。这同一个轮子的车放不稳，一个翅膀的鸟不能飞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在这些年的改革实践中，相当一些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积极主动，很有魄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则疑虑重重，举步维艰。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除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风险更胜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原因之外，党政领导干部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对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乃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缺乏责任感，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发展乏力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消极负面影响关心不够；
三是自身利益的束缚，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会削弱了自己的已有权力，损害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三个原因中，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党和国家组织肌体的自我革命，是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自我革命。坦白地说，近十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愈益滞后，最主要的原因就在党政领导干部群体自己身上。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些人是传统政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政治体制改革铲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心存畏惧，担心民主发展势必会削弱和制约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所获得的利益。出于维护自己所掌握权力和所获得利益的本能，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对铲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的攻坚战，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只是作表面文章，玩“花架子”，实际上却是蓄意拖延、消极应付甚至千方百计进行抵制的态度。比如，像陈良宇、程维高、成克杰之流，他们怎么有可能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呢？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民主制约机制逐渐建立，他们以权谋私搞腐败、为所欲为行霸道的机会岂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政治改革，大势所趋，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关键性、决定性的战略发展阶段，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不可回避，无法逾越。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3。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仍然遥遥无期，这实在是有些“太迟”了。如果继续这样长期拖下去，我们怎么能告慰邓小平的在天之灵呢？怎么能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石组干摘自中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