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徘徊中前进时期在党史、国史上都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时期。实际上，通过大量的史实可以发现新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跨向伟大转折的开端离不开这段时期各方面的准备，理论准备就是其中的必要准备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对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徘徊中前进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它上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下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为时只有两年。提到徘徊中前进时期，很多人将其看作是一段不值得一提的历史，或是有意无意地对其避而不谈。是不是徘徊中前进时期确实是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时期呢?有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时期内，中国就能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并找到和确定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呢?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只是个历史的偶然?事实上，只要尊重这段时期的史实，一个事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转折离不开这段时期的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1］ 那么，徘徊中前进时期究竟为伟大转折的实现做了哪些准备呢?在肯定这一时期中共为伟大转折的实现做了准备的前提下，大多数学者会提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其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力图探讨党在这两年为伟大转折的实现所做的理论准备，笔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决策，与党在这两年的理论准备息息相关。
一、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并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理论准备
徘徊中前进时期中共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望非常强烈。以中共这段时期的报告、决议、提纲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例，其中心可以说都是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主题。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2］ 为使全国人民更好地认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这次大会上，甚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升到政治高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重大的经济任务，首先是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 ［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同时，强烈意识到经济建设的决定性作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 从1976年12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会议，并制定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相关文件，内容涉及农业、工业、计划、冶金、财贸、铁路等行业。但从当时的实际看，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非易事，因为“有的同志被‘四人帮'一伙政治骗子骗了多年，脑子被‘四人帮'的紧箍咒禁锢住了，不敢解放思想问题，至今心有余悸。” ［4］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经济领域的理论是非进行了辨伪存真、拨乱反正，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理论问题上:
1.关于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针对“四人帮”曾在理论上大搞“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在实践中大力破坏生产力的情况，党对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是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2］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复出后更是反复强调这一问题。1978年9月，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1］（p.128） 在此，邓小平不仅肯定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将其提升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真正把握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2.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将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否定商品生产，严重阻滞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党必须在理论上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作出正确的说明。1977年底国务院在《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5］ 这个通知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认识重新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此后，中共中央领导在重要场合一再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指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财贸工作比作是人体的循环系统，人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血液循环，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财贸工作，不能离开商品的交换和资金的分配。” ［6］ 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同样谈到:“商业的发展固然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强有力的促进者。” ［7］ 中共高层领导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认识的一致性，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章也陆续见诸于报刊，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3.关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要恢复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中共十一大报告指出:“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 ［2］ 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3］ 对于按劳分配，邓小平在尚未恢复工作时就曾予以极大关注，并在多次谈话和指示中都涉及这一问题。针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而忽视物质利益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1］（p.146） 为进一步推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胡乔木、邓力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论述了按劳分配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而且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其本质恰恰是反剥削。按劳分配原则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共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原则，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重申“四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并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是我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因为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党的工作中心一直停留在阶级斗争层面上，虽然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试图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提出过“四化”建设是大局的主张，但是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极力阻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四化”建设并将其提到政治高度，且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这说明中共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已有了深刻认识，这就为中共后来一致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和希望。
二、关于开放系列理论的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开放的决策做了理论准备
中共强烈意识到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开始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道路的探索。搞经济建设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强调的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一基本经验，使得中国越来越与世隔绝，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越来越远。粉碎“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又重新提出和重视这个问题，开始了走出国门、向外学习的尝试。徘徊中前进时期中共对外交往非常频繁。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8］ 其他人的足迹则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通过外出考察，中共领导人对先进生产力增强了感性认识，更加深刻意识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叶剑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李先念谈到:“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谈到:“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到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8］（pp.121～122） 总体而言，中共在开放方面达成如下共识:
1.向外国学习具有客观必然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学习被“四人帮”诬蔑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对向外国学习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心理。为推动人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解放，邓小平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首先，从科学技术本身来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 ［9］ 再者，从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平衡的特点。有的国家在这个领域先进一些，有的国家在那个领域先进一些，这就要求经常不断地进行技术交流，取长补短，而这种技术交流恰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1］（p.91）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驳倒“四人帮”在这一方面的谬论，胡乔木1978年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文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论证了向外国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倡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客观要求。“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10］
2.中国同国际上的差距太远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向外国学习。通过到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考察团的报告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确实大大落后了。正如邓小平会见外国来访客人时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 ［1］（p.132） 认识到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可能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早，对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积累了丰富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借鉴外国的先进成果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极大的辅助作用。“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1］（p.133）
3.要抓住有利的国际条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要把学习到的先进科学技术作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起点。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均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以往经历的周期性危机不同，这次危机过后，西方经济迟迟没有出现回升的迹象，而是长时间陷入徘徊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扩大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效果都不理想，因而只能向国外市场找出路。而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发展的首选对象。中共领导人通过对此前中国想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却遭排斥的历史回顾，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绝好时机。邓小平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1］（p.127） 世界在发展，如果一切都从头开始，落后的势必永远落在别国后面。因此，邓小平接着指出，还必须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经济发展的起点，才能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p.129）
经过上述一系列理论上的酝酿和准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已在全党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为此，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11］ 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任何正确方针的提出，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对客观实际的深刻了解和正确把握为依据。正是因为这两年党对中国与世界差距、对国际形势和对向外国学习重要性的客观把握，中国才能迅速地走向对外开放。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开放的决策是离不开这两年中共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准备的。
三、关于改革系列理论的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的决策做了理论准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对中国落后的现实本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到国外考察后，对中国的落后更有了切肤之痛，正如叶剑英所说的外国就是中国的镜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搞了20年了，中国人民连温饱也解决不了，这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进行反思。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不能不激起中国共产党奋起直追的信念。怎么才能实现民富国强呢?中国共产党已认定对外要开放，但是对外开放并不是解救中国生产力的唯一办法。中国的事情终归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而解决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革。“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12］ 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共这两年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主要观点如下:
1.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关于苏联模式的缺陷，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的过程中就有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复出后，在重要场合更是痛斥其弊端。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和邓颖超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谈到，“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10］（p.210）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的工作汇报时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 ［9］（p.376） 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尽管发现了苏联模式有不合理的地方，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模式在中国不仅被僵化了，而且还越学越落后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 ［9］（p.378） 关于苏联模式的缺陷问题，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相同的看法。中共对苏联模式的理性思考，为中国走出旧体制的泥淖做了深层的理论铺垫。
2.中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弊病很多，必须进行全方位改革。关于中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邓小平、华国锋、李先念等都痛彻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第一，管理问题需要着重解决;第二，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第三，领导班子僵化，条条框框太多，办事效率低下;第四，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彼此之间权责不明确，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就需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否则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要受阻，而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已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 ［7］ 李先念1978年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到:“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13］ 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到:“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1］（p.136）
3.改革事关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搞空头政治。“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9］（p.320） 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一二十年，落后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这就说明现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然要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修修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9］（p.399） 为进一步推进人们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进行了阐述:“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10］（p.384） 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带给人们的是普遍的贫穷而不是共同的富裕，这种制度迟早是要被否定的。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p.150） 中共关于改革系列理论的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11］（p.4）
经过中共在这两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各行各业的秩序趋于稳定，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国民经济逐渐摆脱了1976年停滞下滑的趋势，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1977年、1978年受灾的情况下仍获得了丰收，总产值分别为1339亿元、1459亿元;工业生产也呈现回升势头，1977年、1978年工业总产值分别完成3728亿元和42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4.3%和1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7年为1432.8亿元，1978年上升到1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8.8%。进出口贸易额有较大增长，1977年为148亿元，1978年为206.4亿元，增长39.5%。同时，新技术的引进和设备进口在这两年增长较快。1977年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增长，扭转了连续3年的财政赤字。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全国城乡的消费水平，1977年为165元，1978年达到175元。 ［8］（pp.12～13）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必要的、及时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准备，这些经济建设的成就是难以取得的。反过来，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又为中共实行伟大转折的决策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邓小平后来总结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13］（p.269） 这三方面的转折，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都与中共徘徊中前进时期对这三方面的理论准备有关。客观地说，尽管主政的华国锋力推“两个凡是”，但是关于重视经济建设、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他与其他领导人是一致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13］（p.265） 正是因为中共领导在这些方面的意见一致，才能使得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成效很快见诸于政治路线上的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而言，中共在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共关于这些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改革开放后的深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中共这两年的理论准备的重大意义。总之，党在这两年的理论准备虽然不是伟大转折得以实现的全部条件，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作者 覃采萍）
［参引文献］［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2］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3］《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4］《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方针》，《人民日报》1978年4月9日。［5］《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6日。［6］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6月27日。［7］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8］转引自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10］《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13］《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石组干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