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东孝顺镇下属的一个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成功“生产”出几百余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很多年过去了，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多数人年人均收入仅有6、700余元。有人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带着疑问和好奇，浙师大“新农村新消费”实践队的脚步又踏上了村中这块土地，正如村民们自己所说，“贫穷！贫穷！改变现状的最好出路就是读书。”穷则思变，让村民们选择了读书，然而， “状元”辈出却并未能改变贫困。愿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无疑让“思变”后的读书选择充满了“变数”。笔者不知道，“读书无用论”是否已经在这个保持着重教重学好传统的贫穷乡村大面积泛起？不久的将来，同样是出于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人们“思变”的选择会不会变成“轻教轻学”？从整体角度看，“状元村仍是贫困村”是一个读书效应问题――读书改变的也许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也许都还改变不了。这固然可以被称为“一种悲哀”，但不是吝啬和自私意义上的悲哀。
于是，笔者想到，“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问题的核心，最后仍然要归结到“读书改变命运”这一命题上来。我们知道，教育的高收费和教育的不公平累积成了教育的高投入和高风险，而就业难和工资低又累积成了教育的低产出和低效率――此时，“读书改变自己命运”都非常成问题，“状元村=贫困村”就实在不值得奇怪了。当今形势下，跃过龙门的“状元”们早已不再衣食无忧，而是必须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考验，还要和所有社会人一道去为生活而奔波，为生存而苦恼。“状元”已成“浪得虚名”，“状元村”的命运自然难被“知识”改变。
大学生不能按时归还助学贷款时，我们批判他们失信、无德；大学生无力改变家乡命运时，我们又斥责他们自私、忘恩。这是不公正的，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暴力。归根结底，“状元村仍是贫困村”隐喻的仍是教育负担的沉重，是知识价值的悲哀。
(石组干摘自人民网新农村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