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建构、发展和维护，都存在两个可供选择的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一是自我的、个性的；一是社会的、公众的。前者注定了自身特色，后者则体现了社会流行度。
所谓“公共期待”，是指社会不确定的大众群体以其伦理经验，对公共人物、公共权威先前存在的一种人格预期。这种人格预期，起着臧否、评定、接纳（或排斥）公共人物和对公共权威“情感介入”的作用。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公共期待”有着不同特点，但是其中亦存在着超地域政治、超时代年轮特征的“共相”或“基质”。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对领导者的能力（才资）和善德（品质）就予以了高度关注。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各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1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三个条件，一是关于“忠诚”的要求，二是关于“才资”的要求，三是关于“品质”（善德）的要求，而“忠诚”其实也是一种品质。古往今来，关于领导者资质的预期，大体都不外体现在“才资”、“品质”两大方面。
今天，社会公众对于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公共期待”，大体可以概括为“崇高期待”、“才资期待”和“平民期待”。
“崇高”期待
尽管公共政治领域的道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甚至“政治人格”与“人格政治”本身存在着二律背反），也尽管人类经验一再表明，在任何历史时期，政治领域中“权力品格”似乎并未超出平民社会的一般水准，任何表现形式的“公共期待”，都不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在公德方面，还是在私德方面，社会大众对领导者群体总是存在着某种“崇高”要求和预期；对良好政治人格的追求和期待，永远是人类灿烂的理性阳光。
中国古代有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政治家良好的人格形象，一直是中国政治伦理追求的目标。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思想家、辞赋家屈原较早地涉及了政治家和公共人物的品质审度问题。他提出的标准有“昭质”、“耿介”、“姱节”等，即光明磊落、正道直行、坚持操守。在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也都深刻地探讨过政治家的“善德”问题。认为“美德败坏之时，便是政治衰亡之时”。
人们总是把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与其公共责任联系起来。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品质的政治家，被认为是没有正义感、安全感和责任心的政治家，有可能对社会和公共利益造成某种公害。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以来，人们对公共权威有了更高的理想。人们期待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们具有纯正的品质，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一个政治家如果没有执掌公权，他的品行、性格等与公共利益没有什么关联，但一个政治家如果成为公共权力的代表，那么他的品行、性格方面的优劣，就与公共利益有了利害关系。正如霍布斯指出的：“最有资格当将帅、当法官、担任任何其他职务的人”，应该“是具有能良好地执行这些职务所需的品质的人”。（[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页）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追寻良好、健全的人格品质，是不同地域政治中所共有的伦理特点，但是权力“职位”获得本身，却也许是对优秀人格品质的一种“挑战”。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的高级顾问海德利·多诺万在谈到美国总统人选的品格时说，一种时髦的刻薄说法是，任何一个野心勃勃到能使自己被提名并获得当选的人，在道德上都不够资格成为一位总统。总统的基本品质应是正直、明察秋毫和讲求实际。这种不可缺少的品质又难免要同政治上需要纵横捭阖、顾左右而言他和有意模棱两可的言行发生冲突。由此在一些政治家看来，即便是“正直的”政治操守，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因为“在所具备的几乎每种品质中”，稍微太过一点就会成为一种缺点，甚至是一种“危险”。
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不能期待每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们，都会随着其职务的擢升而相应地进行自我品质的升华。因“政治丑闻”而导致政治家们走下政治舞台是常见的场景。事实上，“崇高”品质的养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民众“崇高期待”的客观依据，常常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崇高危机”的逼迫。
除了纯正、诚实、务实、廉洁、献身精神等公职方面应具有的崇高品质外，人们对政治家们和各种公共人物有着“私德”上的理想化要求。比如，人们可以笑谈乃至“欣赏”普通人的“风流倜傥”，却难以容忍政治家们的绯闻。因与克林顿性丑闻而受过伤的莱温斯基认为，应该从学识和政绩方面来判断候选人，而不是他的私生活。她认为有必要重复一句话：我们选的是总统，不是牧师。应该说，莱温斯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学识”、“政绩”这些东西，确实要更本位一些，更关乎公众利益；选领导者与选牧师确实不一样。然而问题在于，在任何现代国家，社会公众都不会认同一个在私德上有着重大缺陷的领导人——尽管这种“民间伦理机制”虽“合情”却未必“合理”。
“崇高期待”作为一种民意、一种公共舆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民间伦理机制”，形塑着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官员的个人行为。无数政治家或行政官员，都尽力向他的民众和选民表达自己正面的形象信息，这当中，当然不乏形象表演和形象造假。尽管如此，“崇高期待”的理想主义本身，永远有着崇高的价值。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崇高”两字，将永远是公共人物特别是领导者群体人格形象不变的定义。
“才资”期待
早期的“领导者特质理论”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寻找杰出领导者所具备的某些共同的特性或品质上。人们倾向于相信领导者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如智慧、领袖魅力、决策力、突出的才干、热情、勇气、正直、自信等等。为寻求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特质或特性，“特质论”的研究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希望能从个性、社会、生理或智力等方面，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差异。但众多“分离特质”的研究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们没有找到能将领导者与下属以及有效领导者与无效领导者进行区分的一些“特质”因素。对于那些被公认为领导者的个体，如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金日成等，他们显然符合“领导者”的定义，但他们各自表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人们很难从他们身上分离出一个或若干个非领导者完全不具备的特质。
“随便给我个人，只要没有精神分裂症，我就能把他培养成领导者。”这是西点军校战略计划设计者拉里·R.杜尼嵩在他《西点领导课》一书中说的。在西点人看来，除了疯子，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的确，被誉为“美国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自1802年创办以来，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军事、企业等领导者。其中2人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和艾森豪威尔），3700多人成为将军（包括巴顿、麦克阿瑟、布莱德利等）。西点成功地证明了领导者的后天培养性，这也从另一面为“领导者特质理论”遭遇的困境提供了佐证。
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外交新闻界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娅娜·法拉奇在对世界风云人物的采访中，曾以“独特的眼光甄别伟人、独裁者、暴君们的人格脉搏”而闻名。她的采访，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世界各种风云人物的感受，勾画出各种领袖人物的轮廓。耐人寻味的是，法拉奇曾明确表示:“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我很少遇到那种天生地应该领导我们和决定我们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人……说穿了，我对他们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柏桦编著：《奥里娅娜·法拉奇风云采访录——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法拉奇的话不禁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左思“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著名诗句。法拉奇的话，还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时的一段重要论述：“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2—413页）法拉奇的话、恩格斯的论断以及领袖理论的著名研究者伯恩斯指出的领导群体中才智方面的“根本危机”，都表达了同一种观点，即我们的时代面临着一种境遇：平庸的普遍与才资的短缺。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这样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一些平庸者甚至是十分平庸者，占据着权力舞台中心，而一些才资高、品行好的人，不过是给他们跑“龙套”而已。
古代雅典，由于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各常设机关的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且有一定任期，因而懦弱昏庸之辈极难成为首脑。而在罗马帝国时代，元首的职位通过某种继承程序来确定，元首终身任职，其行为又不受监督，由此罗马帝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懦弱昏庸的首脑，如尼禄、康莫都斯等。由此可见，昏庸懦弱常常是某种体制的产物，是某种组织结构的产物。制度安排对遴选领导者有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容易将一些昏庸之辈推上领导者位置。
现代民主政体为“才资期待”的实现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但是必须正视的是，在一定的组织结构中，由于体制、制度等仍存在的结构性复杂原因，平庸、能力递减、逆向淘汰，从而一定程度构成领导者群体的“低能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同时，在任何行政系统中，嫉才、贬才、防才，对人才的排挤、打击，以致“高能低用”、“低能高用”的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在一个社会中，要使一个人的能力才资对社会事变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不会做到皇帝。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页）比较起来，今天前者的短缺可能更为突出。社会的演进不断演绎这样的逻辑：人的能力、才资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如果没有进入公共事务领域，那无碍大局，只是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某种客观差别而已，但是如果这种差别体现在治理公共事务上，就会造成极为不相同的局面。
这必然引发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即一定的主体，是否适宜担任公职？是否适宜于行使公共权力？中国古籍《易经》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系辞下》）事实表明，今天社会公众的“才资期待”不能奢望太高。一个领导者如果能比较廉洁、比较敬业、又能不太平庸地搞好本职工作，那就不容易了，公众还能更多地苛求什么呢？尽管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过“君子不器”的著名论断（孔子认为，有才资的人应该见多识广，无所不能，不能像各适其用的器皿，仅限于一技之长），但是在今天的公共舞台上，“多才多艺”式领导者越来越少了。如果一个领袖或政治家兴趣广泛，在不同领域有建树或卓有成效，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质疑，至少会产生这样一种担心：他适合做领导吗？在许多人看来，一个领导者如果具备过多的才资“扇面”，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不是应该去搞“专业”而不应该承担领导工作？
可能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较缺乏多才多艺、大师级人物，以至于有时平庸被视为了正常，才资出众却可能反被看做反常。人们没有将领导职位看做是应该具有丰沛才资的岗位，也没有将一个人的丰沛才资，看成是与领导特定业务相向、相得益彰从而相互促进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很多领导者在天长日久的话语权、支配权的强势中，也变得“自我感觉”良好，很容易“看低”其他事情和其他领域。领导权的支配，替代了知识的支配和才资的支配。在今天的公共政治舞台上，那种被马克思、恩格斯盛赞过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已是十分匮乏了。对于那些文艺复兴时期和其他历史时期众多闪烁耀眼、才资光芒的出众人物，我们只有远远地寄托我们的敬仰。
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各个地域政治中，领导者的“才资”被更多地作为领导素质和领导者公共“形象”的基本要素予以解读，“才资期待”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公众对公共舞台上公共权威的普遍要求。
“平民”期待
“平民期待”的本质，是对千百年来统治舞台上统治者普遍“神性”化的反拨。今天，充满活力的、情趣的、睿智的、活生生的感性形象——而不只是政治面具或只有坚硬的理性外壳——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称得上“成功的”领袖、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一个“现代的”公共权威的必备素质。
如果说，以往威严神秘的“卡里斯玛”（Charisma）人物具有更多政治审美意蕴的话，那么今天，“亲民”、“平和”、“普通人”型的领导者无疑更具人格魅力。“平民总统”、“平民首相”、“平民总理”，成为传媒政治时代政治家们、国务活动家们共同的形象目标。
当今世界，尽管各国领导人的性格、风格等迥然不同，但“平民化”的人格取向，却是普遍的追寻目标。领袖人物与公共权威的“平民化”认同，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蔚然成风，包括政党领袖、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权威，都在努力表现自己是充满亲和力的“普通人”。“普通人”是今天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威产生好感的来源之一。
1976年美国大选中，卡特之所以最终胜出，与他成功地顺应了选民的“平民期待”和“水门事件”后美国民众对“诚实”品质的心理需求有很大的内在关系。同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竞选班子和他的形象设计师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竞选中贯彻“平民化路线”；后来在实战中的确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效果。
政治家、领导者群体适当展现与“普通人”一样的情绪、爱好、兴趣，是他们与民众缩短心理距离、增加人们认同度的一种通道；它是政治家、领导者群体获得社会公众“印象分”的重要方面。如世界上很多政治家因为是狂热的“球迷”，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当年在竞选总统时，因他是“铁杆球迷”而受到法国足球队的拥戴。法国足球队长呼吁，要求全国人民“像热爱足球一样热爱希拉克”，投希拉克一票。领袖与政治家们有着与平民百姓一样的情绪爱好，特别容易形成民众与他们的心理链接，增强民众对他们的心理接纳。今天，“平民期待”不仅影响着对政坛风格的塑造，影响着领导者的公共形象的特质，也同时影响着对领袖和政治家政治审美和传播风格的塑造，反映出领导者群体公共形象传播上的“平民”审美趣味。
当今社会，公众所期待的各类公共权威或领袖集体，是那种睿智的、机敏的、外向的、亲民的、充满亲和力的，而不只是充满威严感、神秘感的传统“魄力型”人物。由此，领导者的“私人空间”，不妨在社会公众中适度公开。领导者的业余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兴趣爱好，会让人增加亲近感。尤其是领导者夫妇间的和睦与亲密，会大大增强社会公众的情感依赖度，有助于提高个人魅力指数。从制度学意义上来说，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石组研荐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