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29名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朗诵的《心里话》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使得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流动儿童就学难一直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政策与认识的滞后使我们错失了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最佳时机。有鉴于此，随着在城市中流动儿童的成长，我们应及早关注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成长与出路问题。
本文中所关注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是指第一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而且曾经随进城务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接受过义务教育的13岁到18岁的大龄流动儿童。这些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多数还在学校读书，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值得重视的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大约在2000年以后陆续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因此13到18岁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成长与出路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相关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一、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特点
1.他们的出生和成长经验与城市不可分离，他们在城市出生和成长
根据1997年北京市对流动人口的普查，在京的流动人口中有近1/5（19.42%）的人口在京居住时间已超过3年，约1/10（10.4%）的人口在京居住时间长达5年以上。随着流动人口的滞留时间长及移民倾向，流动儿童在北京出生的比例也不断提高。
2000年我们在北京市对2157名流动儿童在校学生的调查中，有5%的儿童在北京出生。而2005年进一步对1219名北京流动儿童在校生调查时，这一比例已上升为16.2%。此外，调查显示有近2/5的流动儿童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可见，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出生与成长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
这些出生并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与他们父母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是在城市中完成的。他们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不仅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他们是事实上的“城市人”，但却被冠以“农村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的称号。
2.他们缺乏农村的生活经验，更熟悉城市运作的法则
多数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即使在农村出生，也多数是在孩提时代就来到城市，因此，对农村生活既不熟悉也不适应。老家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身份烙印，是遥远的记忆，是父母的故乡。由于很少回农村，他们对农村的生活感到陌生，与农村的社区也缺乏联系。他们不仅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更没有务农经验。他们不愿意、不想，也不可能回农村生活。
他们熟悉城市运作法则，由于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从小目睹父母为了在城市立足谋生的种种艰难，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在城市立足的潜规则。
3.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不满足于能糊口的工作，他们要求做体面的工作
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父母辈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因为就业而独自进城工作的，他们是因家庭团聚而跟随父母外出来到城市生活的。与父辈不同，他们在城市生活，没有生存的压力；他们要求做体面的工作，这是他们可以独立成长，证明个人价值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工作，改变他们重复父辈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体面的工作是实现他们城市梦的唯一途径与方法。
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的挑战
（一）关注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后的升学问题
2000年以来，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有关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1年国务院确立了流动儿童教育的“两为主”原则——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及以公办学校为主；2003年进一步提出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一视同仁的原则，以确保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上述原则基础上，流入地政府与学校在接受流动儿童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尝试与创新。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流动儿童基本上都能接受基础教育（流动儿童基本上能完成小学教育），但随着流动儿童的成长，新的问题与挑战——他们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问题已越发突显出来。
1.初中升高中存在制度障碍
按照我国现行以户籍为依据的高考体制，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市参加高考，不能在流入地的省/市参加高考。因此，他们很难有机会在流入地的省/市上高中。在当前以升学教育为主旋律的大环境下，升学考试与教材是紧密联系的；而我国各省市的教材又不尽相同。为了准备升学考试，衔接户籍所在的教材内容，他们往往必须中断在流入地城市的学习，提早回家，以提前适应户籍所在地的命题方式和考试内容。这种高考体制，不仅限制他们在流入地升高中，同时影响着其初中教育的稳定性。
根据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05—2006年的借读生人数，在北京就读的共计214，029人，其中小学生172，604人，中学生只有41，425。而且从初一到初三学生人数呈现减少的趋势，该学年度北京借读生人数中，初一有17，038人，初二14，506人，初三仅9，800人。这种现象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更为突出。以海淀某所打工子弟学校初中部为例：2006年3月的学生人数为306人，其中初一共3个班144人，初二3个班122人，初三1个班40人。这种学生人数从初一到初三递减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普遍现象，也反映了流动儿童在北京就读初中的尴尬处境。
在他们的求学阶段中，从小学毕业、到初中升高中的每个阶段都要不断面临这样的抉择：是回家还是留在北京？是小学毕业就回去，还是到到中考前再回去？是回老家参加中考读高中，继续上大学呢？还是留在北京读职高或另求发展？
走进打工子弟学校的六年级或初中部，这样的困惑萦绕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从学生本人、教师及家长都很难对此状况做出恰当的抉择与建议。
2.不稳定的学习环境影响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教育权利及社会流动
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打工的坎坷经历，让他们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改变其边缘地位的重要途径。我们多次针对北京市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家长的调查都显示，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对未来教育、职业与生活的期望值都很高。90%以上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家长的共同愿望是，自己（孩子）可以就读大学或者具有更高的学历，他们对将来的职业要求也都是需要有一定学历与技术的职业，而且多半是有社会地位的白领的工作。90%以上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希望继续生活在北京。
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回家继续升学，是他们早日实现城市梦的战略考虑。他们希望通过上大学来改变他们的身份宿命，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人。为了这个愿望他们选择独自回家奋斗。不少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回老家后，不仅缺乏父母的照顾、昔日朋友的陪伴；还要重新适应城乡生活的差异。他们往往感到孤独、彷徨与无奈，学业成绩陡然下降。最后只好放弃大学梦的愿望，无奈地重新回到城市的边缘生活。回到大城市上学，他们多半只能选择职业高中或中专。这与他们对自己的教育期望有一定的落差。
制度的障碍限制了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上高中的机会，同时造成了不稳定的学习环境与不连续的教育环境，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习与成长，而且更严重地影响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加强了他们的弱势地位，使他们不能增强在城市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使得第二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教育的途径来实现代际流动的可能。这是城市政策制定者应该未雨绸缪的。
（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未来十年，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将陆续退出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将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主体。我们必须思考：是继续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使用，还是要从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大军，培养城市新市民的战略高度来对待他们的就业问题？
制度的障碍造成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很难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他们只有通过回家求学来完成城乡及社会流动。种种的限制与困难使得他们往往在初中毕业后，甚至没有完成初中学业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代流动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制度障碍造成的教育缺失有密切关系。
1.教育与技能缺失
虽然多数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仍然还在学校就读，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踏出校门进入劳动力市场。这部分人群年纪多半在20岁左右，由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小，所以普遍具有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技能的特点。他们一般只能在劳动力次级市场的非正规行业如制作业、建筑业、服务业与销售行业工作，雇主多为个体小作坊主和小型私营企业主。这类工作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具有工时长、工资低、技能低的特点。
2.身份限制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
在就业方面，他们与父辈一样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城市就业。流入地政府对“非市民”的身份限制将他们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使他们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工作。这种制度上的歧视，人为造成了他们在就业方面的重重困难，使他们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能力。
3.缺乏就业服务与继续教育的机会
部分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认识到他们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所需的教育和技能。要在城市中立足，必须不断充实自己，以提高自身的技术与能力。他们利用了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抓住机会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有的人利用工作之余参加自考来获取文凭，有的人参加了商业性的职业机构培训以掌握广泛的技能，为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做准备。但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以及缺乏培训的经费，多数人并没有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
三、社会融合
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由于他们多数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因此他们没有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适应城市的问题。他们无论在语言、衣着及行为举止上已经城市化。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追求时尚的趋势上已经与城市人同步。但是由于身份的限制，他们在城市中仍然存在对城市认同感低，缺乏参与社区生活的机会等融合问题。这点与他们的父辈差别不大。
1.缺乏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
虽然他们可能在城市出生并生活多年，但由于身份的限制，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未来却是未知数。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与工作感到迷惘，除非有条件在城市购房定居，否则未来永远是未知数。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不可能回去农村的老家了，却又无法在城市定居，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哪里才是他们可以落脚处呢？他们缺乏对农村的认同，也无法建立生活多年城市的主人翁意识。
2.与城市居民交往有限，没有被纳入社区生活
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由于他们多数生活在城乡结合处的社区，只有少数人住在城市居民小区中。他们生活在地缘、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的网络中，与之交往的也是相同网络中人。因此缺乏参与城市社区生活的机会，也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居民交往。
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总体而言，他们与城市居民交往还是有限的。针对分别在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就学的流动儿童的研究，在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比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有更多的本地朋友。可见，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有助于他们融入社区生活，同时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以及其家庭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及相互融合。
结 论
根据孙立平的观点，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由体制改革引发的。未来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学校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进城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能否因为学校教育而改变其父母辈带给他们的边缘、弱势地位，实现代际流动，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由于大多数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仍然还在学校读书，我们还无法断言城市的生活经验与教育是否有助于他们的代际流动。但是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看，他们多仍重复着父母辈一样的工作，很难有机会代际的转变为市民，存在贫富的代际传承和固化趋势。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使得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教育的途径来实现代际流动的可能。
此外应从建立高素质有序的劳动大军，从培养城市新市民的战略高度及早考虑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石组研荐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