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皇权、教廷政治不同，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党的出现改变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分配的版图。因此，在非竞争型选举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与政党认同基本上是同义语，政党轮替往往预示着政变、动乱、革命等可能性，是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因素；而在竞争型选举的自由民主国家，政治稳定虽然不等同于政党认同，政党轮替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也具有观察政治稳定的指标意义。
投票倾向：个人经济状况或价值观的影响大于宏观经济形势
西方学者在政党认同的研究中提出了宏观经济形势中选民政党认同的三大关键因素，即执政区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量、物价变动指数和失业率。其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被称为痛苦指数。这个指数是1975年美国福特政府时期由民主党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的，以后被广泛运用。痛苦指数越高，宏观经济状况越不好，政策越不成功。每个社会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数安全线，高于这一安全线，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将带来巨大风险。美国哈佛大学费尔教授研究了1916―1984年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与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实际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增加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每上升三个百分点，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得票率就减少一个百分点。而选民在评价政府时，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要获得选民支持，降低失业率比降低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丘丽云，刘小青：《民进党漠视经济受惩罚》）格雷戈格·马库斯(Gregorg B·Markus)对1956-198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民可支配性收入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在职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份额就能增加2个百分点。
但费尔、马库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也经不起其他竞争型选举国家经验的检验，远的不说，比如以2004年的印度选举为例，当时印度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一般人也都预测执政的人民党将会在人民院的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但人民党却在选举中失败了。这说明，宏观经济形势与政党认同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微观经济个体在经济发展中状况的变化对政党认同的影响也许具有更充分的说服力。费奥里拉（Morris P. Fiorina）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经济回顾分析”模式，利用1956年到1974年的选举资料，分析个人层面的经济因素与选举投票的关系。那些感受到福利增加和对经济前景乐观的人会把选票投给执政党以示奖励，而那些感受到利益受损和对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人会改变对执政党的支持以示惩罚。在费奥里拉的研究之后，Edwards, Michell, Welch, Swenson, Mutz等学者都对选民个体对经济的看法影响政党认同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
于是，对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的相关性的分析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政党认同过程中，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是微观个体状况的改变对选民的影响大？二是，除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经济个体状况改善之外，有没有其他影响政党认同的因素。对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学者大都倾向宏观经济形势不如微观经济形势对政党认同的影响大，认为经济增长对政治变迁的影响来源于人们因微观经济状况的改变与否而产生的对政治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学者罗恩（Ron）等作了回答，在观察1991-1994年的英国保守党政党认同时，他发现，尽管英国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反对党的人即使在感受到经济良好的情况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政党认同，这部分人或者受某些价值观的影响始终投一个政党的票，或者把个人经济状况改变看作纯粹是个人问题而不愿意上升为政治评价。如果个人的经济安全受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因宏观政策失败出现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人就会将自己经济状况的变化转变为政治评价。
民主体制有利于抵御因经济衰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
在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民主认同或巩固是现代政治稳定的另一个因素，巩固的民主体制有利于抵御因经济衰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纽约大学教授亚当·帕里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对1950—1990年期间全世界135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题目是：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政治民主？民主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倾向于产生民主，但是民主体制却最有可能产生于富裕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全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影响，只有在独裁体制下的政治不稳定才会影响全民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在民主体制中增速比独裁体制下快。而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民主和非民主政体尤其是威权政体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经济急剧衰退对非民主政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民主政体的影响。帕里沃斯基和费南多（Fernando Limongi）对1945-1988年南美各国的研究发现，非民主政体在连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则是73%。没有非民主政体能够在连续三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仍然分别达到57%和50%。
另外，美国耶鲁大学林茨（Juan Linz）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斯泰潘（Alfred Stepan）教授，在研究1989年前后东欧六国的经济发展与支持民主体制的相关度中发现，根据1993-1994年的民意调查，对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均值为60.2%，而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是37.3%，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经济发展与政治评价的“紧密相关度标准”分析的话，经济评估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政治评估就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对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持肯定的评价比率似仅应有22.6%，但实际上，人们对政治的积极评价却上升到61.5%，高出了38.9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衰退并没有阻止人民对民主转型的期待，而这种期待恰恰是保证政治转型稳定的社会心理因素。
焦点：公共权力与市场权力能否成功分离
不可否认的是，在转型时期，政治稳定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经济高速增长、低速增长、停滞、负增长四种情况）有一定的关联度。比如，有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一旦出现经济衰败，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引发执政危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带来社会结构变迁，如传统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规范网络将不可避免地被现代社会的“陌生人”网络所代替，从而形成新的社会规范网络，这将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问题；又如在经济发展中，中产阶级的队伍将逐渐壮大，随着人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人民的政治参与的意识会逐渐增强，这将对执政党形成新的挑战；又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法治不健全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给政府干预市场留下了空间，公共权力与市场权力高度融合，出现了公共权力支持市场发展，反过来又利用市场资源回报公共权力的“权力寻租”现象。这种模式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长远看来，如果公共权力与市场权力不能成功分离，则潜伏着许多风险，不仅仅是政党的执政风险问题，有可能是经济风险与执政风险的互相激励，最终形成全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拉美国家、前苏东国家在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都碰到了这些问题。
（石组远摘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