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方面，今日世界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神化民主，将所有好的理念和制度都归结到民主的名下，而这些理念和制度很多原本是属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等主义的；另一方面，当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时，单以西方国家的标准为标准；结果，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认识：民主是神圣的，西方国家是民主的，所以西方国家是神圣的。人们不自觉地进行的这一推理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大前提中的“民主”与小前提中的“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包罗万象，后者指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因此，明确民主的含义，厘清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等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清思路、提高认识、建设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的主要内容与结合点
民主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或者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强调人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政治，不管他/她是一名不文的穷人还是腰缠万贯的富人，目不识丁的文盲还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身世显赫的贵族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多数决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方式。不管是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还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都没有违背多数统治的原则。
自由主义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为此，自由主义主张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防止政府非法行政，认为应该用分权制衡的方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应该允许公民社会的成长、允许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各自的声音，政府要接受民众的批评和监督。
共和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这些国家采用了一系列让权力高度分散的制度，以便公民能够“轮流地统治和被统治”。然而占人口多数的自由人和奴隶并没有统治权。只有公民才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同时也要履行保护城邦国家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和主义理论强调能促进城邦国家利益的各种公民美德，如勇敢、爱国、公共精神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共和主义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如个体自由，法治，作为目的的政治参与等。
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民主主义对平等的关注，自由主义对权利的强调，以及共和主义对统治者义务的苛刻要求，都支持法治原则。民主主义主张的所有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的理念需要通过法治加以实现，自由主义所珍视的公民权利需要依靠法治进行保护，而共和主义一贯强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载体是政治国家。这三股思潮和历史传统与政治国家相结合便构成民主国家。三股思潮同等重要，其中任何一种被运用到极端都会形成对民主国家的威胁。没有自由主义同共和主义的制约，民主主义会发展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制约，自由主义会导致财阀统治；没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制约，共和主义会造成自以为是的精英人物的慈父般统治。
纵向与横向问责
法治与遵从法律是不一样的。法治的前提条件是法为良法。对恶法的遵从不是法治的内容。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法，对这些恶法的遵守不能算法治。因此，法治只能是良法之治。它要求民众和政府都遵守法律。如果民众不遵守法律，政府可以对之进行处罚。如果政府不遵守法律该怎么办？在政府由民选产生的情况下，选民可以通过投票对违法的政府实施惩罚。这是纵向问责的内容。纵向问责体现的是民主主义原则。
政府内部的机构和官员数量庞大，而经过选举考验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选举的成本很高，且只能定期而不是频繁地举行；选民对政府内部的事务（包括政府的违法行为）所知甚少。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纵向问责的效果非常有限。对政府的监督，需要更多地依赖奥唐纳所说的横向问责，亦即彼此独立的不同政府机关之间的相互问责。横向问责体现的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
两点结论
第一、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带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成分，这些传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组合，而组合得比较好的国家被称作了“民主国家”。其实这一称谓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里混合了不同要素的“民主”不同于被视为选举代名词的民主，也不同于民主主义的民主。民主含义的混乱，加上前述的时而将民主神化、时而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的倾向，可以说构成了今日世界民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体系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国家的偏见。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称为“半民主”便是一例。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了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为了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建设，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全球民主话语体系。但是全球民主话语体系不应该是西方体系的翻版，而应该在整合各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
第二、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层面，奥唐纳把公平公正的民主选举当作前提条件，但笔者以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设可以在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三个方面共同推进，而在后两个方面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快一些，先将横向问责机制确立并巩固下来，然后稳步推进以民主选举为标志的民主主义。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在横向问责机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快速推进民主选举，那么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就会具有极大的权力，而这一权力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因此导致多数暴政和政局不稳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石组远摘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