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菊：你觉得这个城市的普通民众是在你的视线之内吗？你对他们有怜悯之心吗？或是说你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潘石屹：我呢，说句实话，老是提醒自己要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我去西部的时候，边走边看。我整个的想法是回到北京去，把照片带给大家，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我回来以后就拎个包，敲所有朋友的门，就说给点钱，现在要建个学校，别让这些小孩，七八岁的小孩，学校里面连窗户、连玻璃都没有，他们的鼻涕流着。我觉得我是个要饭的，我背个包，你有十块钱就给我十块钱，你有一万块钱就给一万块钱。这我觉得不丢人。可是我还得回来，不要想这些事情，一想就盖不了房子了。我觉得我在城里面盖房子，一年给政府交上几个亿的税金，那贡献比我拎个书包，挎在脖子上面，一家一户敲门要好。所以我尽量压制自己。 尽管尽量压制自己，每年还花好多钱。一看这个学校盖不起来了，他们就过来找我，我就给钱，最少给十万块钱。
还有挺有意思的事，因为我帮了一个白血病患者，现在我这儿就基本上成了全中国白血病的一个中心了。得了别的病的不找我，要是得了白血病都找我。我的精力有限，我的财力也有限，最后我在这个社会当中都迷失了方向，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是我的心理。
可是我觉得新的一代人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怜悯之心，没有这样一个对大自然的尊重，普通的市民、普通的贫困人口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只是一个数字，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十亿农民，只是一个数字，而对十亿农民没有一个具体的、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情感交流，我认为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个当大官的和一个黎民百姓，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跟一个很穷的人，这之间肯定是有隔阂的。可是我觉得要尽量缩小这样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出现是社会的不幸，是他们双方的不幸。
(鼎组政国荐自《组织人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