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鼎城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黄士元
在鼎城区文化局的一群“拼命三郎”中，黄士元算是最卖命的一个，他写戏编戏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年轻的农村伢子到两鬓染霜的农民戏剧作家，从一个拌泥巴的农民到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他的人生就如他的事业，同样充满了戏剧的色彩，饱含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有血也有泪。
农村是滋养他的厚土
黄士元是农民的儿子，1943年1月出生在鼎城区十美堂镇农村，因为刚解放，贫穷和落后还笼罩着中国农村，由于连饭都吃不饱，他只念了六年的小学就辍学了，这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设下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在今天看来一个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的农民要成为一个知名戏剧作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农村里，黄士元学会了抛粮下种、插秧割谷、养猪喂鸡，他甚至用稚嫩的肩膀参加了冬修水利和防汛抢险挑大堤，他舍得花力气，肯吃苦，炼就了一付好身板。也由于他的为人诚恳，左邻右舍和村里人都愿意跟他接近，在农村里摸爬滚打的时候，他喜欢看五打，即：牛羊打架、小孩打架、男女打情骂俏、空闲时间打牌、老人打瞌睡，因为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精神世界。日子久了，年轻的黄士元在思考，在农村这块阵地，在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年代，老百姓在渴望吃上饱饭的同时，也希盼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文化。
1958年春天，他斗胆写了一篇题为《报喜队结成群》寄给了当时常德报刊，没想到很快文章就被发表了，他兴奋得几夜未合眼，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耕耘，也是第一份收获，更是他一辈子的鼓舞，也由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62年12月，他光荣的当选为湖南省第三次文代会代表，第二年被评为湖南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
农村是滋养黄士元的厚土，他也深爱着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一个叫小婆的青年农民被毒蛇咬伤，他守护了几天几夜，直到他脱离危险。一个叫灰婆子的中年农民与妻子吵架喝了农药，黄士元半夜爬起火速叫来手扶拖拉机将他送往医院抢救，所幸喝到了假农药。为了与农民兄弟交心谈心，他在家里搭了个小凉棚，直到后来进城之后，家里特意铺上了黄颜色的地面砖，与泥土颜色相近，让农民朋友进门不脱鞋，感到心是永远相通的。
群众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是他时常思考的问题。在七十年代的一次冲柳工地上，那晚工地放电影，民工与驻地群众约2万多人，指挥部的领导想借机会每人多讲几句话，可还没讲上五分钟老百姓就起哄了，领导不得不长话短说，没想到黄士元接过话筒说了二十多分钟的顺口溜“喜夸郑家湾”，从全场鸦雀无声，到笑逐颜开，最后暴发雷鸣般的掌声。黄士元第一次认识到了，这就是文艺的感染力，他的心被这种感染力震憾了。从此，立下宏愿，只要老百姓需要的他就写，一生去为养育他的农村鼓与呼。
为了更进一步掌握戏剧写作本领，他不断利用空闲时间学习。1981年4月，他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期编剧进修班学习，并被指定为临时党支部书记。
老百姓需要的他就写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希望农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因此，他的三十多部戏剧作品都是充满喜剧色彩，尽管取材或情节之中有悲剧的成份，但结局都让观众破涕为笑。黄士元认为农村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两个复杂的历史时期，这其中又有苦干历史阶段，农村发展尽管充满艰难和曲折，甚至伴有荒诞，但毕竟在一步一步坚实地向前发展，父老乡亲们虽然有的依然还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甚至伴有愚味，但他们渴望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是黄士元立意要编喜剧的原因。
宣传先进文化，就必须落实党对文艺工作者三贴近的要求，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论是大小作品，黄士元都是先把生活中的人和事提炼成故事后，讲给老百姓听，讲给基层干部听，讲给同行们听，他们觉得有味了，黄士元才动笔编写，老百姓不打收条，他就继续思考。在编写大型花鼓戏《山里哥哥山里妹》时，他多次征求老百姓的意见，编排好之后，首先是下乡演出，让丑媳妇见公婆，直到群众满意为止。后来这部戏受到文化部的奖励，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并在国家级刊物《剧本》上发表。
农村曾经经历了一段较为紧张的干群关系时期，群众最盼望的是为民办实事的好干部，黄士元紧紧扣住这一题材，编写了常德丝弦《待挂的金匾》和《特别党委会》，通过表演唱的方式把群众的愿望反映出来，对少数卖嘴巴的干部进行了善意的鞭鞑，使之汗颜，让他们受教育，从而改变工作作风。剧情虽然以喜剧结尾，但却让观众热泪盈眶，因为农村的发展需要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民需要官，官更离不开民。
戏自生活出，情从爱中来。黄士元总是把编剧的矛头指向每一个农民关心的焦点、热点。为关注三农问题，减轻农民负担，他写了花鼓戏《祭鸡》；为扶贫帮困，共同走上致富路，他写了《嘻队长》；为反腐倡廉他写了《枕头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何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他写了《旋转的钞票》；为宣传党的好干部郑培民，他写了《难忘今宵情》。这些戏剧作品虽然表现的都是平凡事，流露的都是百姓情，但唱出了群众的心，唱响了主旋律，鼓舞了人，教育了人，让百姓实实在在的乐了。
为了老百姓快乐，他舍得流汗流血
戏剧创作是个苦差事，在各类艺术形式中，写戏为第一难。难写、难改、难通过，婆婆多、关口多、意见多，并且编、导、演、灯、服、道、效要紧密配合，真是过五关斩六将。黄士元有时为了改好一句唱词，熬得茶饭不思，坐卧不宁，有时是十年磨一戏，不知要脱多少层皮，花多少心血。
在六月天里，因为买不起空调，他只得打起赤膊躲进房内在缝纫机板面上改稿，脚上泡着水桶，头上捆着湿毛巾，为赶上北京调演，他一边打吊针一边改唱词。
就是这样，他一年又一年的支撑过来了，当他成为国家一级编剧时，他的作品大大小小五百余件，出版了三本选集、八次出席全国及中南戏剧学术研讨会、十次选调晋京演出、十多次获全国性奖励、五十余次获省市奖，对他的事迹，全国三十余家报刊曾予报道，并荣幸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这一切成果只得到900元的奖励，连稿子、笔墨钱都不够。难怪有人笑他是“红旗挂满屋，仓里没得谷”。
他也曾经有过捞钱的机会，改革之初就有朋友邀他下深圳发财，他没去。长沙又有人约他写能赚大钱的书，并许以高价，他坚决拒绝了。他也曾经有过多次往好单位调的机会，其中一次是进省城工作，在投票决定中，他票数第二，别人都满以为他将高就，但最后他还是没有走，继续留在区图书馆，一边主持繁忙的日常工作，一边编写戏剧。
他深知自己的创作源于生活，他不能没有一张张熟悉而憨厚的笑脸，没有那纯朴而亲切的乡音。因为他牢记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古训。他更忘不了那些让他热泪盈眶的掌声……
2003年10月13日是黄士元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中共常德市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向黄士元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次年，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他的眼睛湿了，他想，只有继续努力，才能回报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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