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干部的，实际上他自己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中，战斗紧张时，毛泽东同志就充分利用行军、休整的间隙读书。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毛泽东同志带领一支队伍离开茨坪，到了五斗江。原地休息时，他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翻开手上拿的书，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山区天气多变，一会儿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都戴上了斗笠，但毛泽东同志仍在入神地看书。直到司务长给他戴斗笠时，他才感觉到并把书收了起来。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讲话时号召大家：“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1947年12月，中央在延安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勉励同志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掌握马列主义了吗？!”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自己带头这样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书大部分被送到黄河东岸。由于转战陕北的途中还要学习，他又亲自开列书单，把一部分马列的书和哲学、军事著作从河东运回。这部分书都是他经常翻阅的。例如，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是1932年红军打福建漳州时收集到的。长征途中，他分外珍惜，一直带在身边，患病时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从这以后，部队转移到哪里，他就把这些书带到哪里。只要一有空隙，他就争分夺秒地读起来。
说到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的行军路上手不释卷读书的事，还有这么一段至今还在陕北人民中传颂的小故事。那是1947年的夏天，在沙家店战斗之前的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军途中，天气很热，又缺少水喝。当部队来到几棵树下休息时，毛泽东同志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刚坐下，笑着对身旁的战士们说：“这里好，这里是‘山路风来草木香’啊!”战士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问道：“主席，这话怎么讲？”他高兴地把宋代辛弃疾的词句讲解了一遍，又简单地介绍了辛弃疾的一些事迹。然后，他挥挥手中的书，说：“光学打枪还不行，还要努力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的道理。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道理，人就聪明了。”说完，他自己捧起书，埋头读了起来。当时，有一个小战士不解地问：“您的学问都这么大了，行军又这样累，干啥还这样苦苦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哈哈笑着，抚摸着战士的肩膀，亲切地说：“哈，你这个小鬼，想让我骄傲吗？我可不上你的当哟!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知识范围那么广，你再聪明，知道的也不过有限的那么一点点。”他伸出小指头晃了晃，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呢？”说到这里，他拍着战士的肩膀说：“勤学习，多看书，眼界就宽了。看看世界多么大，才懂得自己多么小。”一席话，使战士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平时，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老人家看起书来，常常忘记了吃饭。多少年来，他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特别忙的时候，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每次吃饭，总要身边的同志多次提醒，常常是饭菜端放在面前，还放不下手头正在读的书。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不安。每天总是按时把饭做好送到饭桌上，衷心地希望他能按时用餐，吃得多些。有时一顿饭常常是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热上几次，他才能吃上一点。有一年的除夕，同志们都想，过年了，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喜庆新春佳节，我们也把饭菜做得丰盛些，让他老人家过个好年。当工作人员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他跟前时，看到他还在那里伏案苦读。看到这种情形，工作人员很为难，欲叫又怕打扰他看书；不叫吧，他中午就没有吃饭。思来想去，工作人员还是鼓起勇气说：“主席，请您吃点饭再看吧。”他一看，饭菜就摆在身边的茶几上，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端起饭来，大口大口地吃了一点。可是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又那样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1949年12月，毛泽东同志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到了莫斯科，各种外事活动是很紧张的。可是他还利用饭前饭后的点滴时间非常认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这时他就拿出一本鲁迅的著作，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不一会，开饭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端放在桌上，他都顾不上吃。工作人员走到他身边，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这时，工作人员就站在他身后，亲眼看到，他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一直把二十来页书看完才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他还勉励工作人员有时间多读点鲁迅的著作。
晚年，他老人家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毛泽东同志出国访问、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的途中，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读书学习。外出前，他常常自己挑选要带的书。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就亲自告诉工作人员或亲手开个书单，一带就是几箱子书。1949年出访苏联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马列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字画、中国和世界地图和鲁迅的著作以及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的书籍。在赴莫斯科的途中，他除了批阅文件和有关的同志谈沿途各地的历史名胜风土人情外，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同志学习英语兴趣最浓的时候。他在到外地视察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很大的兴趣学习英语和阅读各种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同志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从9月10日至21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农村时，每天都要乘车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他仍不知疲倦地学习英语。
出差到外地毛泽东同志跟书籍特别有缘。每次出差到外地总要和在北京一样，卧室的床上、办公桌旁、会客室里，甚至吃饭的地方，也都摆放着各种书籍。一有时间，他就手不释卷地看起来。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来到武汉。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室内外一丝风也没有，人们干坐着身上还直冒汗。可是他还象往常一样，依然坚持在灯下读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急忙拿来毛巾，请他把汗擦一擦。他接过毛巾边擦汗边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地教育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同志。
毛泽东同志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先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详细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他首次到成都，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他就让工作人员到当地的图书馆为他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有关四川的书籍。在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了一部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到会的同志。据有关同志回忆，在成都，他从来没有到餐厅吃过饭。在哪里办公、看书，就在哪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把面前的文件、书籍稍稍往旁边一推，端起饭来就吃。一吃完饭，马上就接着工作或看书。
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来到杭州，睡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厕所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放着的书籍和资料，就象他的四肢一样，服从他的意志，只要需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当时的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同志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同志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书是要读的，不是装璜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有时晚上看书太疲倦了，就改练书法。他特别爱书写著名历史人物的诗作、词赋，尤其是唐诗、宋词，他更爱书写吟诵。有一次，他一连书写了近二十首古诗古词。他还时常在睡觉前背诵唐诗宋词或他自己写的诗词。当工作人员催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用嘴巴，这样可以使这两种神经交替休息。”
游泳是毛泽东同志终生爱好的一项运动。可是，就在下水前或游泳后稍稍休息的时间里，他也时常看书或学习英语。在中南海，在北戴河，在万里长江，在庐山水库，在湘江，他每次游泳几乎都是这样，下水之前要先看一会儿书，上岸后休息的很短时间里，也要看书。对于他来说，看书似乎就是最好的休息。
1954年，毛泽东同志已年逾花甲。1月的一天，他来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游泳，兴致勃勃地游了近一个小时。休息时他想读英语，便让他的秘书(兼教英语)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这位秘书是刚来到他身边不久的一位较年轻的同志，心里难免有些紧张。毛泽东同志似乎看出了他的紧张心情，便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毛泽东同志谈笑自若，神态安详，使这位秘书的紧张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他就跟着这位秘书一句一句地读起英语来。
1957年仲夏，著名的历史学家、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同志应毛泽东同志之邀，来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游泳。上岸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没顾上换衣服，只披上一件他平时常穿的旧睡衣，就拿起线装本的《汉书》，和周谷城同志一起讨论起来。毛泽东同志翻到列传第三十九，指着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一段对周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人却只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或现在。”毛泽东同志常常是这样，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启发教育人们。这本线装大字本的史书，毛泽东同志看过多次，并用黑铅笔在本册封面上写了“赵充国”三个字。赵充国这一段共十九页，他从头至尾都用黑铅笔圈划过，有的地方还写有批注文字。
1948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陕北转移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因为工作太忙，好久没理发了，行政处的同志给他找来了理发员。他见到理发员就问：理发要多长时间？理发员回答说：二十分钟。他又问十五分钟行不行？理发员说行。他接着又问十分钟行不行？理发员感到有点为难，勉强答应了。当理发员开始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拿起了报纸在看。十多分钟后，发理完了，报纸也差不多看了一遍。
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更忙了。然而，工作千忙万忙，每天总要利用时间读点书。他有习惯性便秘。上厕所的时间很长，所以大便的时间他也不让白白地浪费掉，总是非常珍惜地用来读书。有些书刊，他就是利用大便的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因为他常在大便时看书，所以工作人员就在大便池旁放了一个方凳，把他看的书放在方凳上，这种看完了，再换另一种。例如，现在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重刻宋淳熙本《昭明文选》、章士钊送的重刻明版的《智囊》等一些大字线装书，就是他在这个时间看过的。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体质日渐下降，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医护人员要他每天作半个小时的“日光浴”。于是他就给工作人员规定：作日光浴时要给他拿来当天的各种报纸和参考资料，利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了解国内外大事。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平时休息时间很少，大家都希望他能利用日光浴的机会静静地休息一下。因此，有几次就故意不拿报纸。当他知道工作人员的好意时，就微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看书看报，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看看报纸、资料，既可以增强体质，又可以了解新闻时事和国内外大事，这不是一举两得嘛!以后还是请你们多费点心，按时给我拿来吧!
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志由于几十年的辛苦操劳，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干扰和迫害，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就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里，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其它多种书籍。小字本的书看不清楚，就看大字本的。有的书刊没有大字本，他就借用放大镜阅看。
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患老年性白内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医务人员给他做了眼科手术。手术之后，眼睛一时不能看书，他就让工作人员给他读书。每当工作人员读到精采的地方，他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周后，摘掉蒙在他眼睛上的纱布，一只眼睛能看清楚东西了。他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读书。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两手已经没有举书的力量了。为了满足他读书的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帮他举着书。为了保护他刚刚治愈的一只眼睛，医生嘱咐他不要过多地看书，不要使眼睛太疲劳。可是，他对医生的劝告从来都是不当回事的，还是一如既往读个不停。有一次，他的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学习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1975年8月，也就是在他老人家眼科手术后不久，他就用颤抖的手在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许多册的封面上划了红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用红铅笔亲笔写了“1975.8再阅”。在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原来他要工作人员给他读本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本文中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毛病的人和文艺作品。他对鲁迅的这种见解很为赞同，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自己并不在意，还要看书看文件。如果说毛泽东同志生前有什么最大嗜好的话，那么他的最大嗜好可以说就是读书了。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前半个月，他还要看《容斋随笔》。据当时给毛泽东同志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这部《容斋随笔》就是毛泽东同志要看的最后一部书。
《容斋随笔》这部书，毛泽东同志生前读过多次。在延安时期，他读过的《容斋随笔》是扫叶山房藏板、乾隆甲寅重刊的线装本，分上、下两函，共十四册。当时，延安的读书条件，同大革命时期、长征途中相比虽然好了一些，但所能得到的书籍还是为数很少的，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那时候，他多次托人从解放区、从上海等地替他买书，也常到当地的有关图书室(馆)去借书。他读过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是从当时的“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图书室”借来的。《容斋随笔》这本书，他还转借给其他同志读过。1944年7月28日，他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容斋随笔》这部书，毛泽东同志很为珍爱。在战争年代，不少的用品和书籍都遗弃或丢失了，可是这部书连同他读过的马列著作、哲学书籍、《鲁迅全集》等书刊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5月到中南海居住之后，两函《容斋随笔》连同其他有关书籍一起就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柜上。现在，这部书还珍藏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同志都用黑铅笔圈、点过或者划上了杠杠。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到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还常在工作间隙读《容斋随笔》。1959年10月23日，外出之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他带上《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自宋以来的多种笔记小说。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先后两次要过《容斋随笔》。一次是1966年11月，这一次他让工作人员把他以前看过的那部《容斋随笔》两函十四册全送上。一次是1967年9月23日，这一次要的不是全书，只要“五笔”两册。到了七十年代，他还看过《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这一次他要书要得很急，当时他看过的那部《容斋随笔》，因室内书柜调整一时不知放在何处，工作人员就急忙到北京图书馆又借来一部。这一部也是两函十四册，是明刻本，字也比较大。就在这次要书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的病情恶化，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生酷爱的读书生活至此也就结束了。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成了结束毛泽东同志读书生活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多么地值得我们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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