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滇不到70天，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就以“铁腕”手段在昆明施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引起不少争议。他要求本地媒体提供“负面新闻”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他让《昆明日报》刊登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和电话号码，他还当众批评开会打瞌睡的官员——不久，该官员请辞。（3月3日《中国青年报》）
针对这种“仇和现象”，有人认为“人治”色彩太强了，不可取；也有人认为政改起步阶段，“铁腕”开道符合国情，也是更实际的路径。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与新浪网联合实施的民意调查(6786人参与)显示，75.9%的人对“仇和现象”的第一反映是“敢作敢为，值得肯定”，同时，有76.8%的民众对其改革结果表示乐观。
官员的敢作敢为应该提倡，但一定要讲究分寸，具体说，需要区分好几个界限：
一是敢作敢为与依法办事的界限。现在，我国已进入法治社会，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应纳入法制轨道。不能凭着自己的性子，运用手中的权力，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知道，违背民主法治精神的敢作敢为就是“人治”，当属反对之列。
二是敢作敢为与实事求是的界限。从表面看，敢作敢为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其实不一定。思想解放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敢作敢为如果变成了主观武断，那就不是实事求是。有官员在会上打瞌睡，固然不好。但他为什么打瞌睡，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既不作调查，也不弄清原因，就要求该官员请辞，这合理吗？就算这位官员应该辞职，有没有经过集体讨论研究？敢作敢为如果违背了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那就变成了独断专行，变成了家长制作风，同样是不可取的。
三是敢作敢为与宽容精神的界限。一个干部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只要他知错即改，就应该宽容之。宽容是金。宽容意味着对别人是一种尊重。领导不懂得宽容，就会使下属人人自危，人人谨小慎微，反而会使你的期望值变得越来越小。其实，敢作敢为不排斥宽容精神。领导懂得宽容，就会使敢作敢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倘若与此相反，不仅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也无益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古人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成功）；有容，德乃大（高尚）”。（《尚书·君陈》）“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宽容的。”（屠格涅夫《罗亭》）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个性化”官员，往往之所以站不住脚跟，恐怕与缺乏必要的宽容精神有一定的关系。
“敢作敢为”作为党员干部的一种个性表现，应该而且必须符合党性原则和当今的时代精神，并将动机和效果很好地统一起来。这样的敢作敢为，干部拥护，百姓欢迎，必然会成为推动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敢作敢为”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更不等于胡作非为。“敢作敢为”一旦超出了“度”，弄得不好，其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