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在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倡导下，对党报和电视、广播的新闻报道，作了一个大动作的改革。总的要求是：“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三分钟。
重庆市这项改革的焦点和公众的关注点在于：有关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新闻，也可以刊登在第二版。他们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即涉及全局性的重要活动与常规性调研活动。这是颇有创意的，又是务实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腾出版面刊登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其实，这样做还有一条很大的好处，就是突出了领导人真正重要的活动的报道。如果领导人的活动不加区分地刊登头版头条，经常出现，群众就会产生视觉疲劳，不大注意，甚至反感。重庆市将主要领导人的活动加以区分后，群众看到第一版头条新闻刊登的领导人的活动，就意识到其重要性，会更加注意。
从今年开始启动，重庆市媒体的新闻报道改革至今已有三个多月，群众反映良好，已初见成效。
重庆市这一改革，是改进作风的一个好举措。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至少有三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敢于破除老观念，改变老习惯；二是由主要领导者启动；三是办法具体明确，可操作。
这项改革看起来不过是党报一个具体做法的改变，但在编者与读者中引起的震动却不小。改革开始启动时，编者胆颤心惊，忐忑不安，群众看到主要领导人的新闻竟刊登在党报第二版，惊异不信，竟疑为“假报”。这是因为，这一具体改革举措，深深地触动到人们的思想，是要改变一个认为不可移易的习惯。正如一位报人所说，“以往，由于几十年形成的习惯，虽然谁都明白个中弊端，但还是认为党报只能那么办。”有的报纸编辑说，有些基层具有创新意义的鲜活实践、探索举措和感人的典型人物，总想放到一版，但往往因为报道领导人活动的稿件太多，而不得不将这些好稿件挤到二版，感到无比遗憾。笔者也常有这种感触：为什么报纸和刊物要办成那样呢？毛泽东不是提倡生动活泼，让群众喜闻乐见吗！
重庆市党报改革的实质是，如何摆正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在报纸上突出领导者，为了突出领导者，就要把最好的版面让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成了一种习惯。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拨乱反正中，笔者曾承担撰写《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和《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两篇文章（分别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对此作过一点调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党报上并不存在突出宣传个人的情况。以后，党报才逐渐突出个人，十年“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要求报刊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群众。这是重要的拨乱反正，是关于历史观的拨乱反正。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提出，要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要求把版面多留给群众、把镜头多对准基层。人们将这个精神概括为“少报官，多报民”。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出访不举行仪式，只作简要的新闻报道。自那时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新闻报道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不是简单的报道领导人的新闻数量多少、位置摆在哪里的问题，而是两种历史观的反映，是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怎么看的问题。
重庆市的新闻报道改革又前进了一步，但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特别是一些痼疾还存在。比如：
（一）重庆市已经提到的关于会议的新闻报道。现在似乎有一种程式，主要是突出领导。一个会议报道，包括邀请专家座谈的会议报道，一般是不报专家的姓名，更不报专家讲了什么意见，而是以主要篇幅报道领导的讲话，而这些讲话又往往是套话多，有新意的话很少。
（二）以领导职务排序作为新闻价值的标准。有的领导的职务比较高，但他参加的某一项活动，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按照职务排序，有关他的新闻报道却必须排在前面。另一位领导的职务排序较后，但那天他参加的活动却很重要，按照职务排序，有关他的这一新闻，只好往后排。
（三）不论什么会议，凡是领导的讲话都要冠以“重要”二字。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形式主义。
重庆市的领导讲得好：在信息化步伐越来越快的今天，主流媒体再不改进，读者就可能抛弃你。这话说得多中肯啊！ （沈宝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