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责“摩登堂·吉珂德”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初，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的一再求索，将作于１９３６年２月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向来自视甚高，读罢咏雪词而尊毛泽东为词坛“第一国手”。郭沫若看到毛泽东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墨迹，诗意葱郁，即步原韵吟出和作，抒写“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的忧国忧民之情，并录奉毛泽东。不数日《新民报晚刊》编者辗转获得抄稿，率先在报上发表。一时间各方和作接踵而来，成为一场蔚为可观又别具生面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交锋。郭沫若写出第二首和作，上阕是：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今古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诸多和作中，指责咏雪词有“帝王思想”的不在个别，而《大公报》主笔则以连载数日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作者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伍。郭沫若奋笔写了《摩登堂·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针锋相对地斥责这是“别有作用的文章，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
以词论词，郭沫若推崇毛泽东及其词作“气度雍容格调高”，断言攻击咏雪词尽管其势汹汹却是“无损晴朝”。果不其然，待到毛泽东为咏雪词的主题写出“作者自注”时，人民共和国已如东升旭日，光照寰宇。毛泽东写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的注文是：“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郭沫若将咏雪词书为扇面。１９６２年，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到北京，郭沫若将这把折扇赠送给他。这可算是为咏雪词添了一则颇有趣味的诗话。
毛泽东的自注也好，郭沫若的全力维护也好，对于人们解读这首影响深远的词，无疑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依据。然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时间的积淀，尤其是其间还发生了一场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郭沫若对咏雪词的解读和维护是否还会与作者若合符契呢？
欲与李白同诵“游泳词”
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泽东诗词１８首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郭沫若对其中的多数作品早能暗诵，但集中诵读这样多的作品还是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激发出浓郁的诗兴，《试和毛主席韵》三首就这样从胸臆间流泻出来：依《念奴娇·昆仑》原韵，绘状京华北郊小汤山“一脉温泉无色”，讴歌“兵民同享温热”的时代变迁；步《浪淘沙·北戴河》原韵，描写“看溜冰”时的生动场面，抒发６５岁的老者“争著先鞭”的壮心；写得最富才气且不露步韵痕迹的是《水调歌头·归途》：
不羡天池鸟，不慕北溟鱼。
瞬息乘风万里，铁翼云中舒。
才到新西比利，已过乌兰巴托，
瀚海览无余。
谁谓乾坤大？浑似一沤夫。
高歌倦，雄谈歇，展画图。
长城蓦地眼底，郁盘云途。
地上山山横黛，天上人人俯首，
又见昆明湖。
锦绣山河好，今朝气象殊。
此后，郭沫若偏爱《水调歌头》的词牌，时有吟咏。１９６８年２月，久不出京城的郭沫若追忆四年前游采石矶登太白楼感兴，赋《水调歌头》，下阕是：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这首词后来引进他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又不止一次书赠他人，想来颇为自赏。同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对李白颇多同情的理解。然而要让李白与自己一起来吟诵毛泽东的游泳词，多少有点煞风景。这固然反映出诗人对游泳词的推崇，但也确实是个人崇拜使然。
“大圣毛”另有所指
１９５９年之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多以“反修”为主题。毛郭之间，如果说四、五十年代是毛唱郭和，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初便是郭唱毛和。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读了郭沫若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２５日所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于同年１１月１７日的和作，未依原韵，两首作品都不乏人生哲理。郭沫若特别痛恨唐僧，因而竟至于有“千刀当剐”的深痛。毛泽东则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的诗句显示出大政治家的谋略。毛泽东后来对英译者说：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较之原作，和作更显高明，故郭沫若在次年１月初读到和作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当天即以和作原韵再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毛泽东接读这首和诗后，在致康生的信中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唱和一般须依原韵，郭沫若奉和毛作莫不如此。毛泽东则不然，以意和之，并不拘泥于原韵，想来更多是从写出一篇“反修”的大文章着眼罢。郭沫若纵然以情绪的偏激而遭到领袖的反驳，却也为妙用双关以直接歌颂领袖而自慰罢。文革中北师大学子求教，郭沫若在复信中特意强调“一拔何亏大圣毛”一句中的“‘大圣毛’是有用意的，你们似乎没有看出”。郭沫若读到毛诗中的“今日欢呼孙大圣”，一定是倍感欣幸了。
从“元旦书怀”到“领袖颂”
１９６３年元旦，毛泽东在《光明日报》上读到郭沫若的《满江红·元旦书怀》。这首词作于中国人民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之际，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人民及其领袖的“英雄本色”。毛既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讴歌所鼓舞，更因“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的斥责而感发，１月９日写出和作，以苍蝇、蚂蚁与郭词中的桀犬、泥牛呼应，抒写“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必胜气概。
并非巧合，也正是从此时起，毛泽东决定对“现代修正主义”发起“反击”。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０日凌晨二时，毛泽东致函邓小平，亲自对“批修”檄文作出广播和见报的安排。
在除夕和元旦读到这些“反修”的诗文，毛泽东激起何等的兴会。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接连发表七篇文章，后来相继发表的“九评”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修”导致“文革”。１９６７年元旦正值文革最激荡的时刻，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墨迹。
与往年不同的是：一、由春节提前到元旦，二、由《光明日报》易为《人民日报》，三、没有郭沫若的诠释文章。
自１９６４年春节起，《光明日报》连续三年在春节这天于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诗词墨迹，同时配发郭沫若的释文。由原唱者来为这首《满江红》写释文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但文革改变了这一惯例。郭沫若得到毛泽东的明令保护，但处境亦颇为微妙。这年秋天，也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的时令，郭沫若将这两首《满江红》书为横幅。颇堪玩味的是，诗人将原题《元旦书怀》易为《领袖颂》，想来是更突出词中“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意趣吧。写诗自然不免艺术夸张，但以诗人的作派，还是让人与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产生某种联想。
苦涩的结句
纵然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郭沫若在文革中还是迭遭磨难。凭着对毛泽东的竭诚拥戴，进入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但就在郭沫若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时候，更直接的打击落到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身上。
１９７３年５月，毛泽东提出批林必须结合批孔。在召见江青时，他念了一首类似顺口溜的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８月５日，毛泽东又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指着为他排印的大字本郭著《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１９７４年１月下旬，江青以传达毛泽东指示为名，召开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两次使郭沫若当众蒙受羞辱。１月３１日，周恩来同张春桥一起前往寓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七律、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材料送郭。周恩来表示：不要急于写批判文章。
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郭沫若不能不有所表示。２月７日，作《七律·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肯定秦皇，否定孔子，推崇柳文，贬斥自作，无一不是应对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指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不失为一次唱和。和者是出以衷心还是违心，只有自己知道了。
郭沫若与毛泽东有着近三十年的诗交，竟以这样一次充满惶恐的特殊唱和划上苦涩的句号，真令人虚欠欷不已。
武组荐自《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