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津市市优秀共产党员、农业局干部钟广发
他是一名普通农技干部。三十多年来，他始终抱着一颗回报土地，回报家乡，回报父老乡亲的滚烫之心，扎根农技推广第一线。他的同事、同学、朋友，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下海经商，事业兴旺。而他，仍在这块热土上，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无怨无悔。
深情选择不言悔
常言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话是这样说，道理是这样讲，但在人们眼里，官仍然是职业首选，官位仍然令人羡慕。他不谋官职，不恋官位，甘做普通农技干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与优势，立志为农民找到致富的金钥匙。
1985年，津市扩郊，白衣扩站，原任局长调任，他担任农林牧副渔业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全局工作。他认为要使该市农业形成特色，打造品牌，走在周边县市前面，急需一大批有头脑、懂业务、有专长的农业技术骨干。
1988 年，孔雀东南飞，很多知识人放弃专业奔仕途找“钱”途，他毅然辞去了副局长职务。大家不理解他的举动，正在河北廊坊脱产学习的农办主任肖超进给他打来电话，关切地问：“老钟啊，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怎么没干副局长了？”他说：“老领导，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我没有犯错误，我学的是农技，业务工作更适合我。”省棉科所领导得知他辞职干业务，问他愿不愿意调长沙，“棉霸”包处长力劝他：“你不愿意当官，搞业务到长沙来，条件总比津市强。”他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辞职后，他带技术人员南下海南，进行水稻杂交制种。海南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很多人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皮肤斑疹溃烂，生活不习惯，他也不例外。个别人坚持不住，偷偷溜走了；少数人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没走的人坚持到春节，盼望着早回家，生怕留下来值班守“摊”。他左思右想，自己是党员，制种是他的专业，是他的职责，应该主动留下来，让同事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这个春节，他默念着刚刚满月女儿的名字，惦念着老母亲的安康，一个人度过了异乡的节日。
制种结束后，局领导一致要他担任农业经济作物站站长，把新技术新品种开发应用的担子担起来。他为难了，内心十分矛盾：是好马，有谁甘心吃回头草！副局长，是自己主动辞掉的，回头再来当个站长，像女人再嫁，怎么想，都别扭，不是滋味，找不到感觉。细想想，是组织与领导的信任，才放心为自己提供创业的理想平台，不能辜负党多年的培养。不仅要接受这项工作，而且要努力做好它。妻子知道了，不无责备，说他“不可捉摸，作茧自缚，找罪受”。老父气喘咳漱、颤巍巍地叮嘱他：“儿啊，稳当点”。他鼻子发酸，眼睛湿润，暗下决心：一年明了情况，二年三年让大家看，有典型；自己说，有经验，找出经作站的支撑点，干出特色，把兴农路辟出来，把致富的钥匙送到农村千家万户。
上下求索不畏难
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没有一定的资金，事业只是痴人说梦。人们喜欢说：地位是干出来的，项目是眼睛“瞄”出来的，经费是海纳百川、攒出来的。这当然正确，但他认为：地位要靠争取，项目需要“跑”，经费要向上向政策多方筹措。他在争地位、跑项目、筹经费三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吃了许多苦，也受了不少委屈。
1985年，由“现代农业研究所”牵头，有20 多个单位参加的、省蚕桑会议在桃源召开。津市没有种植蚕桑，没有获得参会资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悉了这一消息，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蚕桑是经济作物，发展经济作物在省里才有地位。他主动向领导汇报，提出相关的建议，取得了主管领导的认可与支持。参加会议的那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家人担心路滑天晚，不让他去，但不去就会失去了一个争取项目的会机，也可能会因此造成损失。他坚持顶风冒雪去了。赶到桃源已经是深夜12点，负责会议组织的工作人员，因为津市不是通知单位，拒绝他们参会。同事劝他回去算了，怄人。他想：既然来了，就决不能打退堂鼓。他找到负责带队的常德市农业局王副局长，半夜叫开了省蚕桑所领导的房门，汇报了津市的情况，表明参加会议的决心。诚能动人，请求得到同意，但会议工作人员为节俭开支只同意津市派一个人参会，几经反复，参会资格问题才解决好。他认为：津市的蚕桑影响太小，地位太低。省蚕桑会根本没有把津市放在眼里，所以明天一定要抢先发言，争取主动，争取应有地位。他与同事交换了看法，商定了办法，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开始，主持人讲话一结束，他率先登台发言：坦言津市计划，强调津市将准备先种10000亩桑叶，以后每年递增10000亩，三年达到30000亩，把津市建设成洞庭湖区的重要蚕桑基地。他的发言得到领导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会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与会人员到津市实地视察参观。参观后，省领导当场拍板，批准津市计划，确定了津市蚕桑种植地位。
跑项目，筹经费还要善于开动脑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1988年，他出差长沙，办完公事，与同学朋友小聚。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同学不经意间，提到自己很忙，有一个很大项目的农业经费计划要安排，他经过详细了解，掌握了大体情况。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差，联系不方便，他设法把情况向时任副市长的李建新同志汇了报，李市长告诉他陈本洪书记在长沙，找到陈书记，一定有办法，但他也不知道陈书记的具体住处。他又设法找到时任省教委成教处的蒋作斌处长，他告诉我怎样找到陈书记。陈书记支持我，建议我先找农业厅王守任老厅长，我设法面见王厅长，王厅长专门约谈陈本洪书记，这样，省厅给津市安排了300万元农业经费的计划。要使300万下拨到位，必须找到申报的具体项目，项目不在计划拨付的范围内，300万还是得不到。用什么方法准确找到具体的项目信息，他们又四处奔走，费尽周折，三百万最终落实到位。正是这300万，农业局盖起了种子公司、农技公司仓库、农业局办公用房和宿舍，另外还给市其他部门支持了部分资金。
1989年，他带着6个项目的申请报告，再度出差长沙，找到农业厅计财处的张处长，张处长对津市农业发展情况十分清楚，他签署了报告，安排下拨50万元的农用经费和钢材、化肥、柴油等物资。办好了这些事情，他们才顾得上吃饭。小钵子，一人吃了七、八钵，饭桌上堆满了空钵子，服务员和顾客瞠目结舌，把他们当成灾区来的难民。跑项目，筹措经费，干事业，不容易，抢时间、饿肚子、个人贴钱是常事，有时也要表示一点心意，为此，他在党员民主生活会上没有少做自我批评，但事业兴旺发展了，这点个人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勇于突破不退缩
津市农业的支撑点在哪里，特色如何开创，丘陵地区的父老乡亲怎样才能快速致富，是三块磨盘，压在他心里,他为此吃不好，睡不香。从不吸烟的人也吸起了烟。
津市不是农业大市，农业份额小，不能放手办大农业，快刀阔斧做好粮、棉、油的大生产，也就不容易争取大项目，不容易获得项目的配套资金。传统的种植模式老化、高投入低产出，前景黯淡。怎样上项目、上什么样的项目，才能获得效益？数十年里，他瞪大眼睛认真看，竖着耳朵仔细听，不怕辛苦，反复实践：水稻杂交制种，搞过；稻油双季免耕，搞过；反季节蔬菜栽种，搞过；柑橘品种改造，搞过；为稳固茭果优势、研制除草专用药剂配方，也搞过。这些经济效益已达顶点，无法增加经济总量。只有棉花可以考虑。因为省正准备实施杂交棉制种工程。棉花在津市小范围一直种植着，澧县时，白衣区的乡村一直是棉花种植示范点，农民熟悉有感情，他自己是省杂交棉课题组组长，他的专业与研究方向曾经也是棉花，澧县棉科所是省棉科所的前身，有技术与人缘优势；当时“三系”没有配套，只能采用人工配套的方式，需要大量人力，津市农业人口多，可以就地转化劳动力；山民朴实诚信，经济欲望不高；国家地大人众，杂交棉种制作经济效益好，一斤棉籽值10元，棉、籽两项每亩可获近6000元的收入，需求市场持续稳定。
1992年，在西湖渔场农业分场，6分地的杂交棉制种实验开始了。他与技术人员制钵、播种、覆膜、测温、观察，像哺育一个刚临盆的婴儿。棉苗移栽后，他才回家，妻子看到他眼眶深陷、颧骨突出、全身酸臭、又黑又瘦，心疼不已，赶忙张罗洗个澡，那个澡，他至今难忘，洗了近40 分钟，洗完了半块肥皂。
1997年，津市大胆向省经作局提出申请。按常规，杂交棉制种只能在平湖区进行，省厅和专家看到申请，众口一词：津市巴掌大块地方，又是鸟不拉屎的丘陵区，制什么种？罕见。省厅的同学与朋友私下里说：换个报告，给你们一点小钱，不要再提制种了。他没有气馁，一方面把他们实验的数据、操作方案、取得的效果与经验展示给领导。一放面力陈他们的理由。其中的两条引起了领导与棉花专家“棉霸”包处长的注意：一是津市不是主产 棉区，农户截留种子少，大部分可以上交。二是丘陵区水旱无忧、气候影响比较小。最后在包处长的支持下，省厅将300亩棉花制种的最大任务交给了津市。
他们很高兴，布点，派出技术员，指导播种育苗。四月，苗床吐芽。五月初，棉苗叶片伸展，油亮喜人。气温渐渐升高，火南风吹起来，让人担心的天气提前出现了。他反复要求技术人员注意观察，防止烧苗。由于连续紧张劳累，他极度困乏，胃病程度加重，体力不支，晕到在苗床边，被迫住进医院输液。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担心的事发生了： 由于技术人员疏忽，棉农操作不当，棠华乡联合村120亩棉苗被太阳全部灼烧，情况十分严重。他一把扯下针头，急步下楼，蹬车赶往现场。远远的，他看见，炎炎烈日下，棠华乡联合村村部，黑压压一片，被200多名男女村民围堵得水泄不通，到处是狂怒的人们：有的捶胸跺脚，有的拍桌打椅，有的披头散发、哭天抹泪，有的吼声如雷；水桶、脸盆、扁担、钉耙、木掀，横七竖八。技术员抱着双膝，头发散乱，眼布红丝，蹲在一角，垂头不语。村干部嗓音嘶哑，个别棉农双眼冲血，鼓着青筋的拳头随意挥动着，形式剑拔弩张，现场一片混乱。他急忙和随后赶到的领导赶往棉田：灼热的风拍打着一畦畦薄膜遮盖的棉花苗床，膜顶，冒着淡淡轻烟，膜底，结满了细密的水珠，揭开薄膜，棉苗嫩叶卷着筒，边缘萎黄。血涌上头顶，他差点栽倒：几个月的心血付之流水！大家愁眉紧锁，一筹莫展。怎么办？安乡30亩棉苗烧灼，震惊省厅，省棉科所招集各路专家齐集安乡会诊。津市是120亩。 制种才进入实质性阶段，丘陵区制种，本没有先例，没有文献记载，省厅起初就不情愿把基地落实到津市，是省棉科所农技处“棉霸”包处长念在同学份上，承担了一定风险。怎么办？津市农业的声望、老百姓的损失，一触即发的现实，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直觉和经验告诉我：制种基地不能丢，领导的希望不能忘，群众的热情不能退，制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会商领导，拿出措施：赶种补种，紧急调种，承诺保产，对就此罢手的棉农补偿3万元减少损失，原定合同条款不变。他心里清楚：红唇白齿，这样做是把烈火往自己身上引，是把巨大风险硬往自己肩上搁。万一失败，无数的唾沫，就是淹死他的大海，瞧不起、怨恨的眼神将把他拷问撕碎，并将背上沉重的债务，甚至牵连到他的妻女、父母。从上午9点到零晨2点，他和同事们粒米未进，滴水未饮，嗓子干哑，满唇燎泡，解释说明，疏导群众，直到最后一个群众离开。
此后，他和七名技术员起早摸黑，挨家入户，翻山越岭，指导棉农打钵育苗、点种盖土、浇水施肥。一天，他独自一人，在云山村指导，傍晚，村部派人告诉他，说他爱人因子宫肌瘤住院，需要手术。上次，妻子胆结石手术，他没有回去。前些日子，天降暴雨，他家屋顶渗漏严重，妻子搭信，要他回家打个转请人维修，他没管，妻子生气：“ 农业局不是你私人的，你卖进去算了。什么时候，你心里才有我和孩子呢”。现在，多灾多难的妻子又病倒了，想想妻子的难处，他泪水涌流。棠华乡山高路窄，林木茂密，他匆忙摸黑登上了山路，没有山区生活经验，东摸西转，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山来。山风阴冷，鸟叫惊心，他冷汗湿衣，抱着膀子，转到天亮。当他衣衫不整，血痕斑斑，出现在妻子面前时，手术已经完毕，看到妻子蜡黄有点苍白的脸，他轻轻地捧着妻子的手，在她耳边小声的问：“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买，我给你做。”妻子看着他疲惫的面容，吃力的说：“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只想你陪我坐一会儿”。
他多么想营造一个像大家一样温馨的家，但是在制种的关口上，为了数千年面朝黄土、背朝苍天的父老乡亲彻底埋葬贫穷快速致富，为了找到一片片金钥匙，付出这些，无怨无悔。
天道酬勤。在技术员的精心指导和棉农的规范培管下，补种的120亩棉田获得了高产，亩产棉籽220斤，棉农亩平创收近4000元。联合村像过春节，村支书，告诉我：村民准备自发用狮子龙灯、鞭炮锣鼓一起上的方式，热热闹闹的给农业局送匾送锦旗，真诚感谢农技人员感谢他。烧苗时吵得最凶的那位棉农晚上找到他，不好意思地对他说：“你们当干部的也真不容易，过去我犯粗，你多担待些。”事后这位憨厚的农民还安排他女儿送来两只母鸡，说：“我爸爸交代我，您真心为我们好。炖碗鸡汤补补身子吧”。他说：“鸡，我不收，心意我领了。棉花种好了，你们赚了钱，我们就满足了。”
年底，省厅省棉科所领导检查工作，对我市制种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表扬津市首次大面积制种完全成功，并当场拍板：明年要扩种到1000亩。 “棉霸”包处长私下里问他：“老弟，我为你捏着一把老汗呢，今天才舒泰。”
制种技术日趋成熟，管理经验不断完善，津市成为全省杂交棉制种样板。制种面积由6分扩展到2600亩，几年来累计制种11000亩，创产值18000万元，农户增收900多万元，为国家提供杂交棉种850吨；培养了制种农民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50名，保河堤镇中南村青年农民文若明就是突出代表，2000年他被省亚华种业集团棉种分公司聘请为高级技术工人。他个人多次到省里作典型经验介绍，省四大棉种公司杂交棉制种方案就是参照津市方案制定的，全国植棉区来津市实地参观考察的单位常年不断，特别是江苏红太阳种业集团、深圳创世纪公司老总来津市考察学习后深有感触地说：“看到的是实情，取到的是真经。你们为全国发展丘陵地区棉花制种提供了可贵经验，不简单哪。”
现在，他们组建了津市市广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运作，与农户签定合同，进行订单生产，形成了“公司+农户+基地+技术”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湘杂棉制种，成为农户得实惠，部门增实力，干部职工改善待遇的有效途径。
回顾这些年来的工作，有艰辛，有痛苦，有欢乐。面对组织给他的荣誉，面对社会给他的信任，面对淳朴的父老乡亲，此时此刻，他只想说一句话：做一条负重的老黄牛，吃草，挤奶流血，服务农技推广事业，服务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至死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