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市信访局局长 姚跃进
我是2002年3月到市信访局担任局长职务的，三年来，我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始终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来严格要求自己，恪尽职守，甘守清贫，认真接待上访群众，努力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全市的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回顾三年来的信访工作，酸甜苦辣，感慨颇多，体会最深的是——
群众利益无小事
近几年，我市实施波澜壮阔的“五大改革”，各种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各类矛盾相对较为集中，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凸现，群众信访一直比较活跃。而信访部门是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既担负着为党委政府掌握社情民意、决策参谋的重任，又有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职责。因此我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求大家换位思考，深切体谅上访群众的难处，将心比心，做上访群众的贴心人，无论上访者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初访者还是重访者，是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三教九流，都要热情接待,主动积极为信访群众解决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原市牲猪交易所职工于某等人近年来多次上访，反映原企业与他们解除劳动关系，虽然支付了“买断金”，但是没有进入社会养老保险，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经过了解，我得知这个问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涉及多个部门，前因后果十分复杂，处理起来有些棘手，有关部门负责人遇到他们上访惟恐躲之不及，因此，他们上访了多年也未得到处理。2003年7月，他们再次到省城上访，那几天刚好我的左臂被严重扭伤，我强忍着巨痛赶到省城，当他们看到我带着伤痛在做解释时非常感动，便不好意思地说：“姚局长，我们和你一起回去。”就这样，第二天我们一同回到了津市。回来后，我没有当“甩手掌柜”，而是主动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督促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与信访人认真对话，交流沟通，经过多次协调，最后达成一致处理意见，按照我市“三无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政策，允许他们补充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这一前后上访了近4年的信访问题终于停访息诉。
信访群众中很多是弱势群体，他们有忧有难，最需要党和政府的温暖，党和政府的关爱。去年4月下旬，市信访局来了一位老婆婆，她双腿残疾，浑身邋遢，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艰辛。她是某乡的一位孤寡老人，体弱多病，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村里的“五保”待遇迟迟没有到位，生活极其艰难。她恳求信访局出面为她到乡里村里“说说好话”。看到这位可怜的老人，我的心都碎了。于是我及时与该乡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要求他们立即调查清楚，迅速落实。随后大家还当场捐出了100多元钱给老人，两位负责接待的干部搀扶着老婆婆来到公路边，拦了公共汽车，把老婆婆扶上车并付了车费，老人满心欢喜地回了家。
原市饮食服务公司退休女职工黄某多次向劳动保障部门反映，她早年患有血吸虫病，按照国家政策退休养老金的发放比例应该享受一定的优惠待遇，而她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享受这一政策，她心里极为不平，多次背着被子到有关部门大吵大闹，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悬而未决。后来她哭着上访到市信访局，我接待后立即到有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发现，由于当时的经办人没有及时将上访人的病历上报给劳动部门，造成工作疏漏，导致当事人每月少了10多元养老金，根据这一情况，我及时牵头召开协调会议，黄某的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增加了退休养老金，虽然数额并不大，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血吸虫患者的亲切关怀。
有人说信访干部就像一个“和事佬”，这话不假，很多时候我就是在群众中奔走，协调各方关系，调解各类矛盾，竭诚为——
构建和谐尽绵力
信访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如果处理不及时、处理不妥当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小事情变成大问题，使问题升级，影响社会的稳定，而信访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润滑剂”、“调节器”，对于磨合、调整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
去年我市集中整治货运“慢慢游”，一位货运“慢慢游”业主因对市政府的整治政策不满，气冲冲地来上访，只说了一句：“儿子交给你们政府，我不管了！”说完丢下他只有3岁的弱智儿子转身就走了。这小孩哭泣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办公室一时陷入忙乱。对这种霸蛮不讲道理的行为大家都感到很气愤，但是面对无辜的小孩，我并没有撒手不管，一边逗哄小孩，让小孩不再哭泣，一边想办法联系这位赌气的父亲，到了中午又把这个小孩带到食堂给他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下午下班时，这位父亲才又悄悄来到信访局，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玩得十分开心，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小孩那么关爱、体贴，这位父亲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我抓住时机向他解释市政府的政策，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可以向政府反映，而不能走极端，“一句好话暖人心”，这位汉子满脸羞愧，一再表示理解市政府的政策，要克服困难，积极配合整治行动。一起可能导致异常信访的苗头悄然化解了。
白衣镇长安村五组村民马某是一位上访老户。早在1983年他承包了村里的茶场和桔园，1991年因他未按时上缴承包款，村里终止了和他的承包合同，他对此一直不服，不久别人又把他的田地占为宅基地，使其生产受到影响，生活发生困难，加上他对终止承包合同不服，便一直拒交各种税费，并连年越级上访，他和村组的关系一直很僵，到处告状说干部乱收提留加重农民负担，干部则逢人就讲他是“龅脑壳”、“刁民”，双方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冲突。2002年9月，我来到白衣镇，经过实地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过错。于是我召集镇、村负责人和马某一起坐下来，进行协商处理：一是对马某夸大事实到处上访的行为给予批评教育；二是村里迅速为马某调整田地，使其有田地可种；三是马某所欠的老税费减免2000元，余额部分尽快补缴到位。马某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69岁的他颤巍巍地跪在我的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姚局长，非常感谢您，我从此再也不上访告状了！”就这样马某和村里持续近10年的紧张对峙终于得到缓和，当地村民都说信访局的人做了件大好事。
信访部门的条件差，工作苦，但是诚心为民苦亦乐，我追求的就是这种——
“苦差事”的甜滋味
市信访局是2002年3月初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时“改办设局”的，经费来源完全依赖财政有限的拨款，底子很薄，办公条件比较差，干部待遇不太好，而信访部门在接待处理信访问题时，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工作十分艰苦。人们常说：信访部门是个清水衙门，信访工作是个苦差事，费力不讨好。因此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到信访部门来。
三年来，我在处理各类信访问题时经常连续苦战，废寝忘食，有时忙起来一天要跑几个单位，有时候深更半夜还在做信访人的思想工作。由于经费紧张，信访局一直没有配备工作用车，外出调查督办信访案件，我一般都是搭便车或挤公共汽车，等办完工作回到家里，常常是累得腰酸背痛。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我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律，肠胃功能一直不好，有时在办公室突然疼痛难忍，就在沙发上躺一躺，从来也不叫苦叫累，怕自己的病痛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就是在这种比较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我一丝也不敢放松对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去年的腊月二十七，春节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可是，我市原家具厂的职工周某还滞留在省城缠访，他是一个老上访户，因为违纪问题被厂里除名，而没有资格参加改制，便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停地上访。我获悉后，二话不说，马上赶到长沙，但周某十分执犟，态度也很蛮横，情绪非常激动，声称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去，我向他苦口婆心地解释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劝他回家，直到腊月二十八的下午，他终于答应与我们一同回津市。那天晚上当我满身疲惫回到家里，正在看电视的儿子冲我喊道：“妈妈，我会饿晕过去的！”我这才想起今天要和儿子吃“团年饭”，我感到十分内疚，因为是单亲家庭，这孩子一直没有得到过多少父爱，而我所能给他的母爱却也极为有限。我苦涩地对儿子说道：“儿子，妈妈对不起你！”儿子十分懂事，他反而安慰我：“妈妈，您的工作很忙，我理解您！”那天我们母子俩很晚才吃饭，但是看到长大的儿子，那一餐“团年饭”我吃得特别的香甜。
2003年5月，正是我市公有企业改革清盘扫尾的关键时刻，有一天刚上班，信访局就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市属部分正在改制的企业职工，对置换身份的补偿标准不满，而聚集来上访，言语中透出很浓的火药味，继而发展到个别上访人员砸窗户、捶桌子，谩骂信访工作人员，一批上访人员还围堵住市委机关的大门，不让车辆进出，局面一时较为混乱。看到这种情况，我急忙挤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你们反映的问题，信访局一定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你们要相信市委、市政府会按照政策妥善处理，请你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影响党政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我说的话并不多，但是说得既语重心长，又十分严肃，纷乱的人群最后都安静下来，并按要求推选出代表，面对面向市政府领导反映情况，其他人员一律在一边静候消息，机关大院内恢复了原有的秩序。当天处理完这一突发上访事件时，已到了下午3点多钟，我松了一口气，却感觉到胃有些隐隐作痛，这时我才记起从早上到下午还没有吃一点东西。
信访部门就是这样整天工作在吵闹嘈杂的环境中，口干唇燥、喉咙嘶哑、挨饿受气是家常便饭，可谓是苦不堪言，然而，每当看到上访群众满面忧愁而来，最后喜笑颜开离去时，我又总是倍感欣慰，我觉得能够把工作做到让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让老百姓满意，这就是我们信访干部的最大满足，自己苦点、自己累点、自己清贫点也无怨无悔。
我深深地知道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名信访干部的本职工作，是自己应该做的，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这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厚爱，得益于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益于信访局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对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