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安，男，1945年12月出生，宁波市人，大专文化程度，1965年月12月参加工作，1970年9月入党，现任宁波市扶贫办主任。
作为一名宁波市的扶贫干部，因对口帮扶，他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6年里，他先后26次深入到贵州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寨，为那里的百姓送去了党的温暖和宁波人民的深情厚意。
他以自己对贫困地区的满腔热情和拼命工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深地赢得了贵州人民的信赖，被帮扶地的干部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贵州的干部”、“我们苗家的大哥”。关爱无界，诚心永铸。他的名字在贵州帮扶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他，就是宁波市扶贫办主任张祖安。
为了千家万户，他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心系贵州，情系百姓，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
张祖安个子不高，办事爽快，质朴中透着自信，乍一看很难让人把他和一个局级干部联系起来。1997年3月，时任宁波市林业局局长的张祖安，受命出任宁波市对口扶贫办主任。
上任头一周，张祖安随市党政代表团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一路所见让他触目惊心：在大山深处，有的农户住房前面的墙是石头砌的，周围三面用破草席子围着，低矮潮湿，四面透风，床上的棉絮又黑又硬又破；学校的教室黑洞洞的，连个窗子都没有，别说黑板上的字，就是老师的脸都很难看清楚；乡镇卫生院全部家当只有一把听诊器、一个体温计和几瓶常用药……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里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解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受苦啊！”
黔东南州台江县反排村地处苗疆腹地，从县城进一趟村，30公里的路程，汽车在大山间转来转去，要走3个多小时。村民们吃水要走很长的山路，坡上坡下，担水十分吃力。打水的溪坑，同时也是鸡鸭牛羊共饮的地方，水装进桶里，混浊得连桶底都看不见。张祖安想：“用这样的水，既不方便，更不卫生，一定要设法解决这里的饮水问题。”
他找到北仑区领导和企业家商量，邀请他们到村里考察，反复研究引水入户的方案。要在大山深处的苗寨通自来水，谈何容易？修水坝、铺水管，既需资金，又需人力。
经他牵线搭桥，北仑区和海天公司共同资助8万元，为反排村修建了人畜饮水工程，引泉水下山入户。从此，反排村世代居住在吊脚楼里的苗家群众足不出户，龙头一开便可喝上甘甜纯净的自来水。
苗族老太太张榜里是五保户，一次偶然的访贫问苦，让张祖安从此牵挂在心，放心不下。她住一间破旧的小木房，床上的棉絮又黑又硬，米缸也快见了底。张祖安实在看不下去，掏出身上带的钱塞给老人。他对陪同的村干部说：“做人要有原则。我认为党员要讲党性，待人要讲诚心，遇到群众有困难要讲同情心。”他叮嘱村干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
2002年5月，张祖安又一次来到反排村检查工作，忙完村里的事，他又径直朝老人家里走去。推开门，老人不在。可老人的床铺、米袋子和屋里的一切，都没逃过张祖安的眼睛。当发现还没接上自来水时，他立即查询原因。他对村干部说：“张老太太年龄大了，投工投劳问题应给予照顾，通自来水的事一定要尽快解决。”
没一会儿，老人下田回来了。张祖安拉住老人的手问寒问暖，一边问，一边拎起老人的一双草鞋看了看，掏出100元钱交给老人：“去买双鞋吧，再买些生活用品。”老人眼含泪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说了句：“感谢你啊，我的亲人！”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连忙倒一碗米酒献给“亲人”……
黔东南州三穗县滚马乡原有一间用木板搭成的“卫生院”，阴冷潮湿，四面漏风。几瓶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成了全院的“主打”，一天的门诊量只有十几元钱。有的村民得了重病，只能用门板抬下山，颠簸几十里山路去就医。张祖安想，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看病呢？老百姓解决不了看病的难题就无法脱贫致富。他在安排帮扶工作时，优先考虑了这里，用一年时间帮助乡里盖起了一幢楼上楼下400多平方米的乡卫生院，每年可满足近万人就医。滚马乡侗族女乡长肖红梅高兴地说：“现在周围其他乡的群众可羡慕我们了，有病也都到我们这里来就医。”
黔西南州贞丰县珉谷镇鹅田村的孩子们，如今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里上课了。村支书潘起忠带我们参观了离新校不远的旧校舍：泥巴土砖墙，里面黑乎乎的，水泥条搭的桌凳，坐在后面的孩子很难看清黑板上的字。过去几个班二十几个孩子都挤在大通间里，一个孩子读书，全“校”都听得清清楚楚。有办法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邻乡去上学。
鹅田村孩子们的读书问题，成了张祖安的一大心事。他想，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呀。他联系海曙区政府，还找到海外华侨资助，最终建起了新的鹅田小学。潘书记高兴地说：“现在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邻近乡村的孩子也到我们这里来求学了。”
随着帮扶工作的深入，张祖安渐渐地开始意识到，“输血式”的扶贫，扶得了一时，但扶不了长远，要变“输血式”为“造血式”，一定要走开发式扶贫路子。
1998年，他到黔东南州的丹寨县考察，翻一座山头时，意外地发现了车窗外长着几株野杨梅，这令他惊喜万分，马上叫司机停车。他仔细查看后，似乎还不满足，又问当地干部：“哪里还有杨梅树？”当听到临近的雷山县有时，他立即要求改变行程。经过几小时的颠簸，他赶到雷山县的乌秀村，看到这里长着23株枝繁叶茂的杨梅树。原来，这批杨梅是县科技部门1989年从慈溪引进试种的，几年后开始挂果，产量大大高于本地野生杨梅，市价每公斤可卖到16元。后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屯乡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祖安又发现了49株杨梅树。带回宁波一鉴定，也是从慈溪引进的荸荠种。
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张祖安高兴得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这说明黔东南和黔西南的土壤、气候均适宜栽种宁波的杨梅树。他对同行的人说：“把宁波的杨梅引种过来，大面积种植，还愁当地群众脱不了贫？”
他找到慈溪市有关领导，将引种杨梅列入帮扶项目，双方一拍即合。很快，经张祖安亲自选定的杨梅树苗从慈溪运到了雷山县。他还不厌其烦地动员当地农民引种。许多农民见是他推荐的，二话不说就同意种植。他们说，张主任老远跑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致富，这项目肯定行！
农民不懂得栽种技术，他又联系派技术人员去进行指导。他还从宁波买去大量的栽培指导书籍，分发给当地农民。一片、两片，五片、十片，很快，慈溪的杨梅开始在贵州大面积引种开来。连续4年，慈溪市每年帮助雷山县建成1000多亩杨梅基地。现在，雷山县已拥有5300亩杨梅的规模。一棵杨梅树可以为当地农民增收六七百元钱。
鹅田村是个布依族村落，过去引种过一些梨树。但采用的是密植栽种，挂果很少。张祖安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想，能否把宁波的优质黄花梨大面积引种过来，搞一个示范基地呢？
他找到相关的帮扶单位，落实了项目。2000年11月，10万株黄花梨树苗从宁波运到了鹅田村。布依族村民看到宁波人无偿地给他们提供苗木，深受感动，一下子拿出1400亩上等的土地进行引种。村民们希望密植栽种，以为“种得越多越好”。张祖安却坚决反对：“你们以前种的产量上不去，就是因为太密了。”他要求州扶贫办监督项目实施。回到宁波，他还不放心，反复打电话叮嘱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扶贫办主任林素珍，一定要按他要求的“梅花桩式”栽培。
如今，树苗已全部成活，再过两年就可挂果。邻村的村民看到鹅田村的黄花梨树长得绿油油的，还实现了喷灌，树下种草养鹅，都羡慕不已，也找到张祖安要项目。张祖安告诉他们：“搞这个开发性项目，就是让它起示范作用，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
一个个项目引来了，扎根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中，给老百姓找到了致富的路子，解决了百姓的就医难问题。孩子们告别了矮小阴暗的茅草屋，坐在了新建的小学里，朗朗的读书声，在苗岭侗寨的山谷间回荡。到目前，宁波市无偿提供帮扶资金已达8600多万元，项目600多项。
扶贫要扶“智”，在开发式扶贫的同时，“智力扶贫”也要跟上去。 在贵州采访，人们谈起“百名村干部下宁波”的事，总是津津乐道。1999年，在中共宁波市委的有力领导下，张祖安和扶贫办的同志们一道组织贵州100名村干部到宁波考察培训。首次走出大山的村干部，第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宁波的开放气息，让他们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在奉化滕头村、在慈溪蔬菜基地，张祖安给他们讲宁波人创业的艰辛。听报告、参观农村和企业，使他们茅塞顿开，过去没想到的致富路子现在都亲眼见到了。
台江县排羊乡排羊村支书熊志辉是第二批接受培训的，他学到了首饰加工技术。回去后，他把寨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办起众多民族银饰加工点，实行定点加工。熊志辉负责为村民进原料和销售产品，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3000元。张祖安深有感触地说：“培训100名村干部，比帮扶100个项目要有意义得多。”
贵州的干部到宁波挂职、医生到宁波进修，宁波的农业专家、教师、医生、青年志愿者奔赴贵州，往来交替，为那里带去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为那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和生活的难题。智力扶贫，为黔东南和黔西南两地注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催生着那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当看到这些，张祖安的劲头更足了。今年，张祖安又组织两地的87名县委书记到宁波来学习研讨。他还计划组织一批中学校长到宁波来培训……
付出千辛万苦，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踏遍大山深处的贫困山寨
接手扶贫工作那一年，张祖安52岁。这时，他已在林业局局长岗位上干了12年。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使他患上一身的病，严重的胃病经常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外出时，随身携带胃药，成为他的一个习惯，吃饭时绝不敢碰硬的和辣的食物。然而，让他牵肠挂肚的贵州，又偏偏是个吃辣子闻名的地方。而且，多年的付出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膝盖半月瓣劳损等疾病。医生曾几次警告他少爬山，再爬后果不堪设想。可到了贵州的山寨，不爬山怎么开展工作？
一次，他们要考察的扶贫点没有公路，汽车无法开进去。同行的人知道他腿脚不好，劝他不要进去了。可他不亲眼看一看项目的进展情况，怎么能安心？最后还是坚持步行进去。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要翻几座山，可他像没病似的，和大伙一块爬。每爬一步，膝盖都会隐隐作痛，有时疼得难以忍受，就停下脚步缓一缓。就这样，他拖着病腿，一进一出，硬是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
1999年，张祖安专门邀请宁波市卫生局和几大医院的负责人到贵州考察。路上火车晚点，到黔东南州三穗县时已是下半夜。几位专家早已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住下的招待所十分简陋，又找不到服务员。抽水马桶没水，厕所堵塞。见几位专家面有难色，张祖安想，专家们是我请来的，不能委屈了他们。他笑着对大家说：“条件是苦了点，请大家克服一下吧。”说着，便挽起袖子修理马桶通厕所。连续的饥饿和劳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胃像刀绞一样难受。他赶忙掏出胃药，塞进嘴里，满头的大汗直往下淌。几位专家见了深受感动：“就冲你这种精神，我们也要把医疗扶贫搞好。”
再偏僻的村寨，只要有扶贫点的地方，都留下过张祖安的身影。黔西南州委书记许正维说：“他和我们各县市的关系都很好，州里的贫困地方他都去过，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许多百姓还以为他是我们贵州的扶贫干部呢。”
张祖安的同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因劳累得了肺炎正在医院输液，而这时北京刚好要召开一个会议，需要他参加。输了一半液的他，拔掉针头直奔机场，开完会回宁波后又继续住院治疗。
作为扶贫办的主任，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见他每日拼命地工作，单位里的同事们也都跟着他学。
扶贫办刚成立时，市里决定先建立一笔扶贫基金，每个对口单位出25万元。文件下发后，有的单位经费却不能及时到位。为这，他拿着文件一家家地跑，一趟不行跑两趟三趟，并耐心地给对方做工作，讲贵州的贫困状况，讲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直到每笔资金到位。
“让千家万户得益，让千家万户致富。”6年里，他26次深入贵州的贫困乡镇村寨，行程达5万多公里，可绕地球一周还多。张祖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如果能让贵州的贫苦百姓尽快富起来，就是掉几斤肉也值得。”
张祖安把自己比喻为一辆奔跑的汽车。他说：“别看我58岁了，动力还很足。这动力来自各级领导对扶贫工作的重视，来自广大群众捐衣捐物的一片真情，来自医务工作者、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我这辆老车要不知疲倦地开下去。”
（来源：互联网）
（编辑：朱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