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赔个礼”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党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干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等几条方针。接着又规定了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主席说：
“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主席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三人一席谈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同志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同志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同志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同志做中间人。
一天晚上，在毛泽东同志居住的窑洞，三个人坐到一起。谈话开始时，毛泽东同志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接着，毛泽东同志平静地对彭德怀同志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彭德怀同志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遵义会议上你老彭投的一票是颇有分量的啊!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毛泽东同志接着说。
这时，周恩来同志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那好，”彭德怀同志紧接着说：“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说我老彭有莫大错误我都能听下去，说我老彭有个人野心，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认帐。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同志被彭德怀同志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握住彭德怀同志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
“我举双手赞成！”周恩来同志说。
三位领导人推心置腹，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一席谈话啊！
推功揽过
刘少奇同志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在革命斗争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总是坚定不移，百折不回。一旦发现错误，能够迅速纠正，他绝不是那种从来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的人，更不会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是在不断接受经验教训中前进的。
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到晋察冀边区组织中央工委，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在整党中，河北省平山县在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时，采取了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曾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平山经验”，这一经验是在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之下取得的，但他却把功劳归于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在土改中，出现了问题，他则承担责任，把过失揽到自己身上。当时参加土改的同志虽然对土改的重大意义认识比较充分，但是缺乏实际经验，起先在一小部分地区作典型试验，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政策界限也不十分清楚。刘少奇同志来讲了话，着重讲了有关土改的政策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但是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也有过头的地方。在河北阜平等地作试点时，工作一铺开，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问题，许多地方没等工作组进村，群众就自己搞起来，来势很猛。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对地主乱斗乱杀，违反了党的政策。发现这一情况后，晋察冀中央局的刘澜涛同志很快报告了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明确地指出：第一要紧急煞车；第二不要责备下面干部，由他承担责任。他一再说，工作中出了毛病，大家很紧张，不能光是指责。他这么一说，干部感到压力轻了。刘少奇同志还亲自帮助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年夏秋，中央在晋察冀边区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之下，由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的。会上刘少奇同志把晋察冀边区土改的经验提高到政策上来总结，同时，也认真地、坦率地接受了土改中的教训。
我们共产党人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要探求革命理论，探索革命道路，进行革命实践，做许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任何人也不可能不犯错误，只是大小，性质不同而已。刘少奇同志是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的。例如，解放初期，他在天津的重要讲话，是适时而又切中时弊的，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刘少奇同志曾经自己检查说，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在接受经验教训中不断前进。在这方面，刘少奇同志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特殊贡献
李立三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他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从不讳疾忌医，经常主动地作自我批评。在不少大小会议上，他常说：“我叫李立三，过去犯过错误……”，他的自我批评非常诚恳认真，没有半点虚伪和装腔作势，使人感到非常真诚，不仅在公开场合是这样，在个别场合也是这样。有一次，立三同志和几位不熟悉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见面，有一位同志心直口快，见了面一听说是立三同志，就说：“啊！你就是立三同志，人家说你犯过错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他同志都感到这样说话太唐突，责怪这位同志太冒失，可是立三同志却毫不介意，讲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还要大家引以为戒。后来，李立三同志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受到王明的多方刁难、压制和打击，“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但他总是坚持原则立场，多次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深刻地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得到大家的好评。
一九四六年初，李立三同志回国工作，建国前和建国后，他曾担任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这时，他仍能主动地、公开地、经常地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对于初到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他总是首先主动地自我介绍，说他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人，思想上有片面性，要求工作人员随时给他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他经常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大胆地给他提意见，进行讨论，展开争论。
即使对于自己的子女，立三同志也毫不隐瞒自己的错误。一九四九年春，当他见到刚从蒋管区历尽艰辛来到自己身边的儿子时，一不叙情，二不问事，一见面就问：“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向儿子讲了以后又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求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过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李立三同志集中了一些时间，认真地准备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要对自己的过去来一个总清算”。发言稿起草出来后，先送党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征询意见，争取帮助。毛泽东同志极为仔细地审阅了这个发言稿，给予了明确的肯定。立三同志在这篇发言里，对“立三路线”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不怕丑，不怕痛，诚恳又坦率，还下定决心要铲除产生错误的根源——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免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立三同志的发言受到了会场内外各方面的一致好评。
事实证明，李立三同志是能够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尽管他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他却坦率地讲了三十多年。这是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当面开炮
任弼时同志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从不以疾言厉色待人。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肯屈就权势，不向错误让步。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已经严重危害革命。作为党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同志，领导团中央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向党中央正式提出来，但是陈独秀却未予理睬。六月份，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任弼时同志在会上宣读了这个意见书，当面批评陈独秀。当时任弼时同志只有二十三岁，竟敢向四十八岁而且一向以家长制作风著称的总书记陈独秀开炮，博得了许多与会同志的赞扬。但是陈独秀却恼怒了，他气势汹汹地夺过任弼时同志手中的意见书，撕了个粉碎，又踩到脚底下，蛮横地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还训斥道：“你这个小东西，知道什么!”任弼时同志毫不退让，坚定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他以刚毅不可侮的神态继续发言：“撕碎意见书表明有力量吗?不，这正说明心虚理亏，没有真理！”接着他又指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
任弼时同志离开会场时说：“真理一定会胜利的！”果然，两个月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消了总书记的职务。
“这才象个人民县长”
一九三四年底，一天，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召开各县苏维埃负责人联席会议。人还没有到齐，先到会的同志便在屋子里随便谈论着。
这时，门开了，又一个同志到会了。大家一看，只见他身穿皮大衣，头戴黑绒帽，脚蹬大皮靴，手指上还戴着一只闪闪发光的金戒指。原来他用打土豪分来的胜利果实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了。大家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就是铁匠出身的新任永(顺)保(清)县苏维埃主席田永祥同志。当时，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还不认识他，经王震同志介绍，任弼时同志握着田永祥的手，瞅瞅他这一身打扮，哈哈大笑，说：“你还真象当过县长的样子呢！”
散会了，大家都起身往外走，这时任弼时同志说道：“田永祥同志，请你留一下！”任弼时同志把田永祥领到自己的办公室，亲切地对他说：“同志，可不能忘本呀！一个革命者，要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只有这样，才能革命到底！”几句话，说得田永祥羞愧地低下了头。接着，任弼时同志十分耐心地向他讲了一番革命的道理，最后，又送给他几本书，希望他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不久，田永祥又来开会了。人们再看他的打扮：皮大衣换成了粗布黑棉袄，黑绒帽换成了黑毡帽，大皮靴换成了黑布鞋，手上的金戒指也不见了。这一身打扮，还是他原来当铁匠时的老样子。任弼时同志见了他，使劲地握住他的手，瞅瞅他这一身打扮，又哈哈大笑，说：“这才象个人民县长！”。
“应当越老越进步”
一九四二年，日军大部北调，在华北、华中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囚笼政策”及“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加紧了扫荡和破坏。在这种形势下，我军战斗频繁，有较大减员，根据地不断缩小，加上连续几年旱灾，经济上也遇到极大困难。一二九师首长根据中央指示和实际情况，决定进行精减：一部分干部送抗大总校学习，一部分下放分区和县、区，加强地方武装，一些年迈体弱和有病的同志，则送往延安学习和治疗。
就在这时，有两个老同志听说组织上决定让他们去延安，一时想不通，认为自己革命多年，到头来，却把职务革掉了，不由得哭了起来。这件事传出去，反映很大。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是党课时间。一二九师机关干部静静地坐在赤岸村西一片树林里，等着听邓小平政委给大家讲党课。
由于战斗紧张，生活艰苦，又过度操劳，邓小平同志脸庞有些削瘦，眼窝也明显地陷了下去。但是，邓政委仍然服装整洁，行步矫健，显得十分干练。在一片掌声中，邓政委开始讲话。他首先透彻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然后他指出：如何战胜困难，扭转局面?一条是加强对敌斗争，要努力作战，多消灭敌人。我们一部分主力要化为地方武装，到敌占区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另一条是发展生产，渡过难关。我们要配合政府，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减租减息，尽可能把地都种上。另外，机关部队要实行精兵主义，否则不能战胜敌人。邓政委接着批评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有些人硬是不懂。最近有两位老同志，组织上考虑他们岁数大了，要他们到延安去，他们却认为“没有用了，不要他们了”，这叫什么话？听说还哭了鼻子，就更不象话。老同志对革命有贡献，是有功之臣。但千万不能把资格当包袱背心应当越老越进步，“老马识途”嘛！最后，邓政委号召大家：“要加强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邓政委有远见、有胆识、有说服力的讲话，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大家。许多同志离开机关，奔向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这两位老同志也愉快地去了延安。
不能“竭泽而渔”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刘邓大军大别山前方指挥所转战到河南光县一个山村，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当地地形隐蔽的条件，前指决定在此山坳作短暂休整，欢度跃进到新区的第一个春节。
春节，按照人民群众的习俗是最大的一个节日，部队成员大多来自农村，对春节尤其重视。部队在老根据地时，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要尽可能的改善一下生活，搞一些娱乐活动。挺进大别山区半年以来，部队一直是在极其紧张和艰苦的条件下战斗、生活，现在有了几天短暂休整的时间，又逢佳节，大家自然想到了改善生活的问题。前指买了两口猪，准备让大家吃一顿饺子。春节前两天，大家便忙活起来，有的宰猪，有的去池塘捉鱼，有的到河沟里摸虾，有的上山打柴，有的去采黑木耳。魏锦国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去捉鱼，可是因为工具简陋，他们在池塘里捉了半天，却收获不大。这时，有人出了一个点子：把池塘里的水放掉，在水的流口处拦阻捉鱼。大家一听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便立即动手干起来。这一下收获可真不小，一个池塘就捉到了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欢呼时，邓小平政委从山坡小路上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先是对大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予以表扬，转而严肃地指出，池塘里的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经邓政委这么一指点，大家都后悔不已。水已流失，不能复收，怎么办?魏锦国就和同志们一起到村中向群众道了歉，并赔偿了损失。
此事发生后，邓政委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彭德怀为人刚直爽快，光明磊落，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他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
他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他说，共产党员对于党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平生有很多自责，但他自责最深的一次，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问题有不同意见而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对毛主席尤其要讲真话，他看到什么问题，必得和毛主席谈了，心里才痛快。
一九五七年，他视察了一些地方，认为反“右”派有扩大化的倾向，回来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有的同志说：“运动正在风口上，现在谈不是时候吧?”他说：“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去看毛主席时，他仍然直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之前，一九五六年，在苏联的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时，彭德怀同志当面向苏联外交部长米高扬提出质问：
“斯大林有缺点，他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他死了你们就拼命反对他?”
米高扬回答说：“当时不敢提呀，提了要掉脑袋！”
彭德怀同志义正辞严地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闯门提意见
一九五一年一月的一天，从北京开出的一列特快列车疾飞而驰，树木、村庄、房屋成排成排地向后倒去……。
在一节车厢里，坐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同志。只见他面孔严峻，时而站起身来在车厢里来回踱步，时而又回到座位上，透过玻璃向外望望，似乎仍嫌火车开得太慢。
原来，彭总刚从朝鲜前线赶回来，他有重大意见要向毛主席陈述，谁知到北京后毛主席已去外地，于是他又火急乘上这趟特快列车赶往外地。
一下火车，彭总就立即驱车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见是彭总来了，立即立正，向彭总敬礼，问好。但是却拦住了彭总：
“彭总，您现在不能进去，主席正在睡觉，等过一会儿主席醒了我们去叫您。”
“小鬼，对不起！有人要批评你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好了，就说我彭德怀一定要进去。”
彭总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推门进入毛主席的卧室。开门声惊醒了毛主席，毛主席一看是彭总来了，立即起身，说：“德怀，你怎么来了？”
彭总说：“主席，我找你提意见来了！”
“好家伙，千里迢迢跑来给我毛泽东提意见，欢迎，欢迎！”毛主席请彭总坐下，然后两个人交谈起来。
彭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说了出来，毛主席听了，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和赞同。
彭总见毛主席接受了自己的意见，非常高兴，立即起身告辞，说：“主席，对不起，打扰你休息了！”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赞赏地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彭总常对人讲：我有什么意见愿意向毛主席谈，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问题就容易得到及时的解决。他还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们：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否则，如果看到错误的东西不敢挺身而出，坚持斗争，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阳奉阴违，都只会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因而误党误国，一害人民，二害革命。
儿子批评老子
陈延年烈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土。他虽然是陈独秀的儿子，却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陈延年同志接替周恩来同志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反陈独秀限制工农群众运动的错误主张而行之，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在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同志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六月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十万群众的大示威。接着，陈延年又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一起组织罢工工人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实行全面封锁，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在工人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广东的农民运动也在陈延年、彭湃等同志的领导下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右派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陈延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陈延年留在一次区党委会上对同志们说：“老头子(指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要他来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强调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是军人！”
一九四二年，罗炳辉同志任新四军二师师长。有一天，罗师长带着师直机关的几位同志到胜德集去，正好迎面遇到一位旅长。这位旅长肩上披件大衣，一走一飘。罗师长一见这种不讲究军容风纪的现象，立即严肃地向他指出：“瞧你的大衣是咋穿的?这么披着，走起路来象放风筝似的飘呀飘，既不能御寒，又违背了军风纪。你是个旅的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搞好军容风纪啊！”这位旅长受到批评后，当即纠正过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罗师长这才高兴地同他交谈起来。
罗师长时间观念很强。他常说：“我们是军人，时间观念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战斗力！”平时，他通知什么时候开会，到时一定准时开会，他自己带头按时参加会议，从不拖延一点时间。如果有谁不按时参加会议，他定要给予批评，毫不留情。有一次开会，有个同志迟到了半个小时，罗师长当场就质问：“为什么迟到?”这个同志憋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讲不出来，只好向师长敬个礼，说：“报告师长，我错了，下次改正！”这时，罗师长严肃的面孔上才露出了笑容，温和而亲切地说：“同志，我们是军人嘛，军人就要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我们攻打敌人一个据点，占领一个制高点，如果误了时间，被敌人抢先占领了，我们就要流血牺牲，就要吃败仗！”说到这里，罗师长激动地站起来，看了大家一眼，说：“同志，你愿意改正就好。今天我在这里批评你，也是为了教育大家。我们要明白，严格的时间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自然形成的，平时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一定要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养成。”
罗师长的话，句句说到同志们的心坎里，就连那个被批评的同志，也向罗师长投去崇敬和自惭的目光，由衷地感谢罗师长的关怀和教育。
相互批评，情深意重
彭德怀同志是王震同志的老上级，他对王震同志很关心，但他批评王震同志也很严厉；王震同志对彭老总很尊重，但给他提意见时也毫不客气。他们之间有意见就提，你批评我，我批评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关系很亲密。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大西北的一次战斗中，仗打得很艰苦，很激烈，冲了几次都没有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王震同志急了，就跑到前沿阵地去指挥。不一会儿，彭老总也跑上来，他很严肃地批评王震同志：“你怎么跑到前沿阵地来了，向谁请示的？”王震同志也大声地反问：“你是野战军司令员，责任更重大，这里这么危险，你为什么跑来？”彭老总镇定地说：“你死得我死不得？”就这样，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生死关头互相进行批评，使他们的的心贴得更紧，指挥打仗更有劲，很快取得了这次攻坚战的胜利。后来，彭老总在谈到他与王震同志的关系时，作了个诙谐的比喻，说：“我和王胡子（指王震同志）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叫驴，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是一股劲。”
（武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