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施政”渐露 官员施政由被动转为主动
二○○四年四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江苏时专门来到苏北革命老区宿迁，听取了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等人的工作汇报。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就在二○○四年二月，《南方周末》的一篇题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仇和因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手段一度成为媒体爆炒的话题和互联网上点击率极高的名字。
仇和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他的改革是从沭阳开始的，为期4年的改革，让沭阳走上高速发展之路。
仇和出生在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原本有8个孩子，因为穷，死了两个。在他5岁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而自己能上学也是牺牲了三个姐姐的上学机会才换来的。1993年他的家是全村最后一个从草房改为瓦房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娃，他了解农村的一切，也想改变这一切。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仇和像所有那个年代向往知识的青年一样，一头向知识的海洋扎去。为了实现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他报考了江苏农学院，学习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3年后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1986年，仇和被下派到徐州丰县挂职锻炼两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
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仇和以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沭阳县委书记。应该说，当时仇和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使命有多么艰巨。至于为什么将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接下来，他曾说：“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在接受任命以后，一位曾经在沭阳工作过的老同志万分感慨地对他说了四句话：“来沭阳之前我的体重是120斤，走的时候只剩107斤；来沭阳之前我是一头黑发，走时则一头白发；来沭阳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时已经筋疲力尽；沭阳是个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无疑。”老同志这四句话深深刺痛了仇和，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清理这个“染缸”，最终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是越乱越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强硬的执政手段，否则必然被拖入泥潭不能自拔；第二是沭阳的落后根源于制度的落后，沭阳的改革必须通过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
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委、省政府对苏北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新组建的地级市宿迁市宣告成立，辖沭阳、泗洪、泗阳三县和宿豫、宿城两区及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人口达517万，陆地面积8555平方公里。宿迁是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应该说，新组建的宿迁市一切都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仇和的改革是从沭阳开始的，为期4年的改革，让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化水平极低。
1997年以来，沭阳县超常规发展，1998年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96年增长了72.7％、41.6％和40.4％。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一组数字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每天感受着变化，感受着“仇和速度”。“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其实是在用改革的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2000年，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顾介康到沭阳进行了一周的经济工作调查，在最后形成的《沭阳县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中，关于沭阳如何培育市场主体和扩大经济总量得出了一个结论：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个体私营企业；把所有新上项目定位为个体私营企业；引导农户“离土”创办个体私营企业；支持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转岗”创办个体私营企业；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下海”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一位参加调研的领导同志离开沭阳时深有感触地说：“我感到，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在读到这份调研报告后批示：“此调查很好，读后既令人喜悦，又使人信服，既令人振奋，又很有启示。此典型是在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中发展的，学习推广这个典型也必须要不空谈、不争论和改革创新，结合各地的实际谋发展、致民富。”
仇和的改革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名”。虽然是“骂名”，但仇和似乎并不在意，因为实际上，这些“骂名”主要来自那些经受不起他激烈改革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老百姓。在经济改革方面，仇和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极端坚定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实践者。
改革开始的阶段，沭阳的百姓是吃了苦的。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有敢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一切在百姓看来如疾风骤雨一般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但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那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一种战略性思考。一位非常了解仇和的沭阳籍将军曾经对我们说过，“战略家的思路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仇和是个战略家。”这位将军的家就在沭阳，当时也是被拆掉了，很多人把状告到他这里，他却说：“你们要理解仇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不远的将来能享福。”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表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不是这句话，而是他那句“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从话里我们听出了他内心的激荡和矛盾。
仇和的“铁腕风格”更多地体现在他反腐的手段和力度上。在沭阳实行干部任前公示的制度，胡锦涛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将这一制度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沭阳的反腐工作是从机构改革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仇和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就有人来说情。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时间一长就有了内部矛盾，互相揭发，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后面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沭阳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一个只有五个编制的开发局被他安插了7名领导，粮食局光正副局长就有16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进行了一年的扶贫工作，了解到这种卖官风气后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但终究未能撼动黄的地位。仇和到沭阳后坚持把自己的前任一查到底。
1997年4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反腐倡廉工作会议，全面实施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的“四风工程”。随后，他从外县调来一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用5个月的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听后拍案而起，“马上立案”。后来在审查黄登仁的过程中，他交代出41人买官的事实。于是仇和组织了包括这些官员在内的人去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中途将观摩车拦住，按照名单将涉嫌买官的人一一请了出来。那一年，沭阳一共逮捕、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还包括2个副书记、3个副县长和一个政协主席。这一强有力的反腐举措为仇和的改革施政奠定了现实基础。
1997年8月，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后，仇和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腐败的现象。在这一沉重思考的基础上，沭阳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把经过层层筛选、组织上拟提拔的干部的年龄、学历、政绩和拟提拔的职务等有关情况利用媒体向社会公开，欢迎社会监督。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后，仇和又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先后在宿豫实行了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在宿城实行了干部公推直选制度，在泗阳实行了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
用仇和自己的话说，任前公示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知情权问题；公推公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过程的参与权问题；公推直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具体选择权的问题；而勤政廉政公示则解决了群众对干部工作实绩的监督权问题。这一系列的干部管理制度解决了一个干部从任前到任后整个过程的群众参与问题，解决了干部只能任、不能免，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弊端，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
1999年1月，在沭阳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一年半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专员到沭阳调研，为此胡锦涛还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将这一制度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仇和是江苏省第一批赴美国进修高研班的成员，《政府的革命》一书让他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1995年，仇和作为江苏省第一批高研班的成员赴美国进修，系统地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叫《政府的革命》，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书的副标题叫“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后来他曾经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仇和很聪明，善于学习，同时善于实践，他后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化理论为实践的能力。
像治理企业一样治理一个社会，降低成本很关键。面对行政机关中冗员充斥的现象，仇和曾狠下心规定，所有行政机关人员，从市里到村里全部采取二分之一轮岗经商两年的办法降低人力成本。仇和曾经说：“改革、发展和稳定都提了20年了，人们还是不明白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使依靠主观、权力和暗箱配置的资源最小化，使依靠客观、公开、竞争配置的资源最大化；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创造财富的人群比例最大化，分享财富的人群比例最小化；而稳定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最大化，两极分化的比例最小化。要想发展，就不能有那么多吃官饭的人，都给我去创造去挣钱。”
仇和的一位朋友听说这件事以后，虽然表示理解，但仍担心这样会产生过大的震动，不利于他今后的工作，于是奉劝他：“二分之一是不是比例太大了，而且两年也太长了。两年呀，多大的变化，也许今天去轮岗，回来的时候位置都没了，谁愿意去，是不是改成三分之一轮岗一年。”在最终的权衡考虑下，仇和接受了这位朋友的劝告。
仇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他强调：“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
2001年8月15日，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9月13日，宿迁召开了为期2个月的“宿迁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整治工作会议”，用“整风”的办法，用“三讲”的精神来进行制度创新建设。
仇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是为标新立异而提出的，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宿迁作为新建市的特点提出的。宿迁是江苏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比例最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进程最慢的一个地区，区划调整导致宿迁市处于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展阶段。宿迁没有中心城市、没有经济中心、没有文化中心、没有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针对宿迁的现状，宿迁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个“54321”的发展战略，就是实施五大战略，实现四大目标，调整三大结构，提高两大收入，建设一座中心城市。五大战略即强农富民、工业突破、城镇带动、全面开放、科教兴市。四大目标即改革开放大突破、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心城市大推进、区域发展大跨越。三大结构即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而且明确提出以城乡结构调整为先导，带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这个“54321”的发展战略是仇和为宿迁的未来构建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仇和强调：“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
社会上对仇和的舆论压力频频，省里领导问他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承受压力，另外有什么要求。面对领导的询问仇和说：“我没有什么压力，只有动力和干劲儿。”
1997年、1998年和2003年，某家媒体曾针对仇和在宿迁的做法进行了三次报道，第一次是沭阳开设电视栏目《沉重的忏悔》，专门让犯过错误的人在电视上现身说法，警示社会；第二次是沭阳大力进行交通建设，从所有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钱修路；第三次是宿迁对国营幼儿园进行制度改造，一些老师不得不下海经商。
1998年，在媒体对沭阳扣除干部工资修路进行报道后，国务院曾专门组织调查组联合江苏省一行人对沭阳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与媒体的态度截然相反。有关单位立刻在沭阳开了交通治理经验总结大会，不但对沭阳的做法进行了表彰，还奖励给沭阳两台先进的铺路设备。
主政沭阳三年多，社会上对仇和的舆论压力频频。这时曾经有省里领导问他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承受压力，另外有什么要求。面对领导的询问仇和说：“我没有什么压力，只有动力和干劲儿，只要求千万不要在外面对我产生争议的时候调我走。”他形容自己当时是穿着钉鞋，拄着拐杖，戴着眼镜，拎着乌纱帽干工作。
结果让仇和很欣慰，2001年，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领导问他需要什么支持，仇和说：“只想要一个政策。”
于是，在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的12号文件中出现了一条：允许和扶持宿迁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种对一个地方的明确扶持在江苏省政府的文件中是极少见的，仇和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
这是宿迁，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这是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桃组荐 （来源：人民网——人民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