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部长来了！”
等候在外交部橄榄厅内的160余位参观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大厅右侧，刚刚结束与美国一家企业总裁会见的李肇星，正在和对方拥抱话别。然后，他面带笑容大步流星地来到公众中间。
4月15日上午，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迎来了自2003年以来的第三个公众开放日，而这也是外交部公众开放日制度化后第一次敞开大门，迎接中国普通民众的参观。这些热心的公众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通过网络报名的方式获得来外交部参观的机会，在此前外交部所做的调查问卷中，几乎所有参观者都点名“约见”外交部长李肇星。
“欢迎你们来外交部参观，我也想和大家谈谈心。”李肇星充满山东胶南味的普通话一开场，就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赢得了满堂喝彩。
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地走进外交部，实地了解中国外交，是李肇星出任部长以来的一大“发明”。“像这种公众外交，包括公众开放日的设立，都是在李部长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举办的，他非常重视外交为民服务。”外交部新任新闻发言人秦刚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出身农家爱读书
在山东胶南一中校长办公室的尹主任看来，校友李肇星当外交部长后热衷与民众互动一点也不奇怪，“他回到我们学校时就还是像学生一样，穿戴很朴素，和学校老师谈话也特别谦虚，没有一点架子。”
李肇星的这种行事风格，从他的家庭出身和后来的学习经历中大抵可以寻到一点渊源。1940年10月，李肇星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大珠山脚下的王家村，自幼家庭生活贫苦。小时候，因为王家村没有学校，李肇星是在姥姥家所在的瓦屋村读完小学的，他热爱学习在王家村和瓦屋村都很出名。此后，他在胶南一中度过了5年的中学时光。
据李肇星的高中同桌、青岛市海西职业学校校长沈乐亭回忆，读书时因为吃不饱，李肇星的母亲经常会挎着个小篮子，踱着小脚，步行5里路来到学校，给他送点小玉米面饼子什么的，“我们就跟着一起吃。”
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中学时期的李肇星依然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外语和中文的表现尤其突出。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几乎他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提到了李肇星50年代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文章《越活越年轻的爷爷》，那篇文章曾经在当地轰动一时。而外语成绩的优秀，也使当时的外语老师万以咸非常喜欢他。
沈乐亭经常与同桌一起到河边读书，李肇星常常会爬到河边的柳树上去看书。此外，县城里的图书馆是中学时代的李肇星经常光顾的地方。“本来图书馆是给干部开的，不对学生开放，但肇星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图书馆那个叫王晶的阿姨。”沈乐亭说，他的同桌性格非常随和，拿到借书证后，他们三个人共同使用，除了他们俩，还有当时的少先队大队长宋文斋。
李肇星爱学习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在4月15日与公众的见面会上，他对在场的大学生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好，将来为祖国劳动，使我们祖国很快强大起来，特别要提的是，要有创造性的学习，创造性的劳动，因为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竞争，最主要的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言谈中语重心长，更是他自己成长经历的写照。
诗人“意外”搞外交
高考时，李肇星没有如愿进入一心向往的中文系就读，“意外”地被第二志愿北京大学西语系录取，成就了他今天的职业外交家之路。对于这个结果，无论是他的中学老师还是大学同学，都直呼“没想到”，在他们看来，从事文学工作才应该是李肇星最可能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郑土生是李肇星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他向《时代人物周报》回忆说，李肇星当年确实曾流露过将来“要写东西，写诗，当作家”的意思，大学毕业论文也与外语和文学相关，题为《狄更斯的美国杂记》。
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些年中，从小就热爱文学的李肇星没有荒废了写作，一直坚持在业余时间创作，因此赢得了“诗人部长”的美誉。1984年，在非洲国家莱索托工作时，李肇星为全国的少年读者写了一本散文集《彩色的土地——肯尼亚游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1990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定价1.45元。在这本小书的后记中，李肇星写道：“我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信念：我今天的读者将来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走得更远，见得更广，对祖国和人类的贡献更大！我常想：在我们这些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中，至今尚未出现登上月球和周游太空的人物，这使我有些遗憾。但毫无疑问，在今天的‘红领巾’中间，必将产生更有作为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成为‘星际游记’的写作者。”字里行间，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后来，李肇星又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2004年，智利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代表智利总统拉戈斯向李肇星颁发了聂鲁达百年诞辰“总统荣誉勋章”，并称赞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一名出色的诗人。
李肇星还与“莎翁研究专家”郑土生等人一起主编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并亲自改写了其中的一章——《麦克佩斯故事》。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主业，所以署名“肇星”。“项目写完后，我们外文所的项目负责人赞扬说，‘哎呀，肇星这个人啊，搞外交可惜了，要是到我们这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郑土生说。
另据郑土生介绍，虽然李肇星上大学时志向不在外语，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外语的重视。“晚上在宿舍里，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而他们的另一位同学、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戴行钺则回忆说，当时李肇星经常与同学一起比赛背英语单词。
1964年，李肇星从北大毕业，恰逢外交部到北大西语系挑人，李肇星和其他几名同学被录取，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秦小梅。
口才和“笔头”俱佳
提到李肇星的口才，人们大概都会想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他与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唇枪舌剑。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展现出的咄咄逼人和强硬态度让美国人很受震动。时隔6年之后，2005年“两会”期间，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李肇星，更是让人感受到了他出众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一时间被媒体传为美谈。
在参加4月15日的公众开放日见面会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孔泉“给”了他6分钟讲话时间，而李肇星足足讲了15分钟，其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不时引起现场公众的阵阵掌声。在提到“台独”总代表李登辉时，他用的定语是“那个挺坏的人”，而日本右翼政客经常去参拜的靖国神社，则被他称为“日本的大庙”。谈到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企图时，李肇星表示：“有的国家想提拔提拔自己，想当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个可以理解，谁不想提拔自己呢？”
“我从电视上还能看出他当年的情况。”沈乐亭说，上中学时虽然李肇星不爱言语，“唱歌好像是在念歌词”，但每当争论问题时，却总是寸步不让。
而在李肇星高三时的数学老师蒋树勋眼中，他的这个得意门生外语口才要比中文口才更好。“读书时我们觉得他说话不是很流畅的，你没发现他说话好像舌头挺大的？他外语口才比中文口才更好。”蒋树勋老师笑呵呵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文章写得比较好的人，在外交部工作的话就占先。”一位退休的前驻外大使说，在外交部工作要求的“笔头”好与通常说的还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要观点非常 》 》明确，分析透彻，证明论据要实实在在，文字要精练、简短，条理清楚。
李肇星的英语口语运用自如，这在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在外交部工作初期，他曾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师从著名英语专家许国璋，那段学习经历使他的外语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那位大使说，当外事工作中遇到交锋的时候，口才好就显得更加重要，“意见不同了，观点不一样了，交锋起来，讲话就要求犀利得多了，速度要快一点。如果外文掌握得不好，人家讲了十句，你三句都讲不出来，气势上就给人家压住了。”
显然，无论是口才还是“笔头”，李肇星都“占了先”。
言语犀利的李肇星被国外媒体归为“鹰派”，他的同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显然对这个称呼不甚认同，他说，“我们的外交不能用鹰派或者鸽派来反映，我们在原则问题上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正确的主张，主持正义，同时坚决维护我们中国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主张正义，这是我们外交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所在。所以，我想，李肇星部长也是在实际工作中是这样做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执行我们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对李肇星工作风格的评价是：“该说硬话的时候毫不含糊。任部长后第一次约见美国大使时说话非常强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平时在工作中跟大家关系非常好，跟他共事的同事也非常愉快。”
“水到渠成”任外长
如果从1970年被派驻非洲工作时算起，到2003年就任部长，李肇星整整走过了33年。这期间，他曾担任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随员、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外交部新闻司长、新闻发言人、部长助理、驻联合国代表、副部长、外交部党组书记和驻美大使。
李肇星在外交部的工作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9年的非洲工作经历；二是11年的新闻司工作；三是总共13年的联合国全权代表、驻美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工作，后一阶段多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在一位前中国外交官看来，李肇星的履历完整，锻炼全面，“他当部长是很自然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也表示，作为一个外交官，任何一个部门的经历都非常重要，在非洲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同时对外交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和锻炼。“李部长在非洲工作了9年，这对他的个人成长、对他的历练，我想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他之后能够承担更广泛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使馆通常工作人员很少，一般从办护照到处理侨务等大事小情都由有限的几个人做。李肇星到莱索托工作的时间是1983年，当年4月30日中国刚刚与莱索托建立外交关系，他到那里承担起了开馆的工作，任务相当艰苦。在《彩色的土地》一书后记中，李肇星说，非洲的那段经历“可能正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日月”。
而新闻司则是外交部公认的最培养人的地方，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都是从新闻司走出来的。李肇星做了5年的新闻发言人，是历届发言中时间最长的。
“到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啊，是逼上梁山，逼着你进步，因为只能干好，不能干差。”上文提到的那位中国前外交官表示，新闻发言人位置上的历练，对李肇星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现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和秦刚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部长身上具备作为发言人来讲很突出的地方，一些他做发言人时的重要经验，对我现在做新闻发言人也是受用无穷。”刘建超说，新闻发言人必须能够全面、准确把握我们的方针政策，同时能够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的主张。而在4月份刚刚出任发言人的秦刚则表示，担任新闻发言人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等等，“只有把政策理解透彻了，应付一些问题才能做到恰如其分。”
李肇星本人也曾表示过，“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事实上，如同大学经历改变了李肇星的人生之路一样，在外交部三个不同时期工作的磨练，也为他后来当选外交部长做了很好的铺垫。不过，外交部新闻司虽然出过一些拔尖人物，但只有李肇星像钱其琛那样，从发言人最后升为外交部长。
李肇星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新闻司工作时，钱其琛是他的领导。《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李肇星常随同江泽民和钱其琛出访，这显然对他把握高层的决策意图，特别是钱其琛的外交策略与风格非常有利。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外交成为中国全球外交的重点和中心，中国首先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外长人选。而李肇星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从1993年起相继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不仅与部分美国政要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还经历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一系列事件，既参与过中美之间的各项合作，又有应对危机的经验。
——桃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