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迄今为止，改革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但是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来看，改革还有两大难关需要度过。这就是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主要是指适应中国社会形态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社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社会的转变，通过调整、重组和创新，建立新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破除单位制社会体制，逐步形成多种社会自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第二步，按照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时，社会矛盾将会凸现甚至激化，因而导致政治动荡。在此时期，必须尽早建立足以化解因为社会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新型社会体制；第三步，鼓励各种社会自组织充分、活跃、有序地发挥作用，形成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参与性、开放性和法治化为基本原则的公民社会，适应公民社会要求，完善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第一步已经实现，我们正处在第二个步骤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作出的伟大决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应当积极着眼于防范社会危机以外，还应该给予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充分发挥作用以足够的重视。
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人会以西方政治制度作为参照。事实上，从理论上讲，西方政治制度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模式；在实践上，它不仅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有着十分明显的缺陷。比如，惨无人道的希特勒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推选出来的；今天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局面，也是西方国家输出其民主制度的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富人们的角斗场。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应该照搬欧美政治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相当艰巨。至少在目前，这方面有两个十分敏感而且迫切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突破：一是所有制与贫富分化的关系。公有制、私有制与贫富分化之间有没有关系？公有制是否就能保证共同富裕？私有制是否必然导致贫富悬殊？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二是领导人的选拔机制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
当然，所谓改革的两大难关，只是相对而言。一方面，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波折，必将打乱改革进程，甚至葬送改革成果。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要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内继续快速发展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一定的舆论氛围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必要保证。舆论自由，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深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欢迎，因此，准确把握宣传领域的改革力度，保证一定的舆论氛围就显得十分必要。相反，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适当地搞舆论自由，只能使改革断送在政治狗仔队的口诛笔伐之中。在这方面，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伊始就推行所谓的“公开性”，最终不仅葬送了改革也葬送了苏联，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此外，改革中每出台一项政策都潜藏着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并给改革带来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每一个举措也是一道道难关。
警惕政策失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目的，就是正确判断、分析、解决我们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统筹兼顾，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避免大的冲突，使我国平稳、顺利地度过改革攻坚阶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奠定基础，创造环境。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尤其是事关民生的政策时，要特别认真，既积极又谨慎，来不得半点自私、半点虚伪、半点马虎、半点疏懒。
应该看到，各级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取得了明显成绩，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的繁荣有序，社会的发展稳定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大量法规、规章、政策、措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出台前科学论证不够。比如，医疗保险把保险对象限定在城镇职工，排除了其他城镇居民，使得医疗保险成了“富人俱乐部”。再比如，经济适用房政策开始时就不适当地把对象设计为占城镇居民80%的中上收入者，待到发现无法实施时，又采用不适当的补贴方法，结果直接造成了房价的高位运行和居高不下。二是出台前部门协调不够。比如，社会救助体系中的廉租房制度、教育救助、司法救助、医疗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最低工资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相关制度之间不够配套，目标人群受到的保障程度出现不应有的差异。再比如，自1997年以来，价格监督部门已经23次降低了1500多种药品的价格，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协调，结果每次降价却造成了市场驱逐降价药的情况，老百姓仍然得不到实惠。三是出台前上级部门审查把关不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说是十分明确的，但是有些部门的改革举措却不能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甚至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比如，在以淡化等级身份为重要特征之一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今天，某些高校却被升格为副部级；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幌子下，某些地方的中小学在以接收捐赠为名，行择校费之实；电信部门则以各种所谓的套餐迷惑消费者，就是不愿意明明白白地降低资费；金融部门任由各大商业银行凭借其垄断地位乱定收费标准，坚持执行不合理的收费规定。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保护了某些部门某些行业的特殊利益，却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造成或加重了社会矛盾。此外，有的部门动辄喜欢搞全国统一，有的部门甚至乐于把部门工作变成全民事件，有的部门则面对成堆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呼声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任由问题蔓延。比如，高考已成为全民高考，现在连硕士生入学考试、面试、分数线也要搞全国统一，即使每次只涉及几十万人的公务员考试，从发布通知、报名、考试、确定分数线、面试到录取，都要通过媒体向全国发布。至于媒体上频频曝光的天价药费，似乎在证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医院主管部门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职责。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其严重性和危险性。
所谓严重性就是指这些政策本来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现在却出现了由于自身的偏差甚至错误导致制造社会矛盾的负效应大于解决社会矛盾的正效应的情况。这对于作为国家机器的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挖墙角。
所谓危险性，就是指政府的政策在引发和加重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政治危机。这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以阿根廷为例，1989年和2001年两次大危机都是因为政策失误引起的，并迅速发展成为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于一体的全面危机。其中，1989年的危机不仅引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哄抢商店等社会骚乱，而且导致激进党政府提前下台。2001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从金融恐慌发展到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和流血事件，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使阿根廷在十天之内三易总统。
由此可见，发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并引起警觉并不难，难的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政策不出现失误。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政策失误。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既能保证尽可能地减少政策失误，又能保证急需的政策能够及时出台。一般说来，政策失误无非源于部门利益作祟、科学论证不够、相关协调不足、懒于行政。
从操作层面上讲，只要就若干重大的社会问题成立几个政策攻关小组，作为领导把关审查的智囊，就可以杜绝绝大部分政策失误的根源。当然，政策出台前也要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以使社会充分了解并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初衷，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和震荡。
八股文风之痛
只要对各级党政公文、领导讲话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一种八股之风正在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八股之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日益“规范化”。各种公文包括开闭幕词、主报告、总结讲话、参与性讲话、纪念性讲话、贺词等等，以及通知、批示、指示、答复等，各自在段落结构和语言用词上日益雷同，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让人们称颂和记住的讲话越来越少。二是结构上的日趋僵化。最典型的是各种工作会议的主报告。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到各级政府各种部门大小工作会议的主报告，几乎千篇一律——第一部分必是重要性、紧迫性，最后必是加强领导，中间则必是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各项工作。三是内容上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由于各项工作总是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各个部门都要提及，有关方面都要点到，而不管这些部门和方面与这项工作联系上的松紧疏密，最终结果必然是四平八稳。四是语言上的干涩枯燥，套话连篇。五是篇幅越来越长。由于人人都不能忽视，部门都要重视，方方面面必须提到，又要受制于形式、内容、结构、语言的要求，篇幅自然短不下来。
语言本是鲜活生动的，但各种公文总是令人难以卒读。我们党早年公文中那些灵动的语言，比如《毛泽东选集》中“应该向他刮脸皮”、“嘴尖皮厚腹中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人民服务”之类鲜活平实的语言，在今天的讲话稿中越来越少了。套话方面，最典型的是把“三个代表”当成“万金油”。
自党中央号召“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以来，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所有的政府官员、报道政府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内容，言必称“三个代表”；我们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在接受采访时，在镜头前发言时，无论是什么具体的工作，也是言必称“三个代表”。我认为，这是对“三个代表”的学习与实践宣传的一种庸俗化。民政干部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是因为“三个代表”；警察破案，是因为“三个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是因为“三个代表”；抗洪救灾，是因为“三个代表”；军队训练，是因为“三个代表”；公务员为群众办事，是因为“三个代表”；医生为病人治疗，是因为“三个代表”，等等。要知道，这些领导也好，公务员也好，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些内容呀，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在拿了公民纳税得来的工资，应该完成的工作。在“三个代表”提出以前，这些领导、公务员、医生就没有干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这样的一种风气，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的轻视和贬低。在此，“三个代表”成了免检标签，似乎只要标签一贴，就保证没有政治方向的问题了。
八股文风坏事害人，毒化政风，贻害无穷。工作与工作不同，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是在八股风气的约束下，需要回答的问题被固化、被删简，使得真正有特色甚至瓶颈性的问题被忽略，也使工作的推进成为纸上谈兵，从而影响到整个事业的发展。具体到各地，不论工作本质的差异和表现不同，单就落实来说，也不是一两篇八股式的公文所可以解决的。八股文风的危害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地，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公务人员产生疏于思考、得过且过的恶习。如果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各个机关里都有一些人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这些人深知机关里的办事“规矩”，十分重视办公程序的正确与否，却对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感兴趣。由于这些人因为用人机制的原因往往能够爬上高位，从而引起一些人的效仿，败坏了政风。当然，政风的破坏不只是八股之风的“功劳”，但它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八股文风的根源是官场与生俱来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官场中各种恶习的集结，其中最核心的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是官员们的角色、身份、地位、行为严重错位的产物。按理说，讲究形式是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很难设想，在以科层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中不讲究身份地位和级别规格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是，如果过分过度地滥用这种形式，并使之蔓延到为老百姓办事的环节和研究问题力图决策的环节，就必然形成形式主义和懒于行政。八股文风正是形式主义和懒惰行为在公文形成环节滥用的结果。
消除八股文风是一件十分困难或者说基本上不大可能的事情，原因是产生它的官僚主义不可能被彻底清除。所以，针对八股之风，所能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除了加强教育、注意用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提倡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撰写自己的讲话，尤其要讲真话、实话。
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给我们起了示范作用。温总理说:“我没有稿子，……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他要求文学艺术家要用心创作，用心演出。
他谈到自己的体会——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谈话充满真情实感，体现务实精神。全体干部如果都能用文化充实自己，用心去写报告，写讲话稿，会更接近百姓，有利于在机关中克服形式主义。
（临组荐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