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洁身守廉、戒贪、戒色，只要身为官员，无人不知个中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个中的厉害。但是，以身试法者仍然不乏其人。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的因素外，人性的弱点也是实践中的鸿沟。一旦迷失，就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因此，面对种种诱惑做出正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固执与择善。人的修养最高境界之一是：择善而固执。但是，固执易，而择善难。综观历史与现实，固执择善者少，而固执择恶者却不乏其人。固执不能择善而择恶，那就很危险了。原本可以补救的事情，却因固执而变得不可逆转。
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以固执著称，人称“拗相公”。在变法中，他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东西就不能改。他的变法中，有很多不合理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当时，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曾提出过一些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正确意见。但是，他不但听不进去，反而与人为敌，以至变法激化了社会矛盾，终归失败。
二是深恶与痛绝。深恶容易，痛绝很难。对一个领导者来说，从深恶到能够痛绝，不仅要有大无畏的勇气，也是一个自我完善和修养升华的过程。建国初期，毛泽东严格治党，打击贪污腐化，领导人严格要求自己及亲属、子女，防止新特权阶层出现。以后的几代领导人也都以身作则，力求做出表率，使社会风气崇德、尚贤，求简、去奢。
三是兴利与除弊。兴利除弊是改革的双刃剑，古今中外，只兴利而不除弊的改革者，最终没有成功的。清朝末年，在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余，大家都想奋发图强、力求雪耻。于是办海军、修铁路、练新军、建学堂，极尽兴利之举。但是对数千年的弊政，无人敢轻言革除。李鸿章办洋务，其目光不谓不远，其志愿不谓不宏。然其所为尽是兴利之事，却忽视了回天之举在于革除吏治之弊。大清朝终因不能革除此积弊而亡国。
我们现在有些官员走马上任后，也只热衷兴利，修公路、造桥梁，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对整饬吏治、清除腐败、公正执法、规范道德等却敬而远之。他们不是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来考虑，也不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考虑。因此，不但没有造福一方，还毁了一批干部，坏了一地的风气。为官当政不是不应该去兴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官员起码的行政道德准则。但是，只兴利而不除弊，非但利兴不起来，弊还会加重。兴利不易，除弊更难，只有除弊彻底，兴利才有根基。新中国建立初期，首先扫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才得以建立，改革开放也是首先要革除束缚社会生产力的种种弊端，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所以，兴利是锦上添花之事，除弊才能国运昌盛。
四是好直与恶谀。有正直之心不难，正直之心人皆有之。但是难就难在不能恶谀。爱听恭维、溢美之辞是人之常情，但是一旦落入陷阱，就会迷失判断力，造成“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
唐玄宗在开元初年，重视官员的选用与考核，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任用敢于犯颜直谏的姚崇、宋璟等为相，出现“开元盛世”。“开元”后期，用人失当，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为相，罢免了韩休、张九龄，拒谏饰非，终酿成“安史之乱”。
一旦领导者不能恶谀，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之风就会乘虚而入，造成浮云蔽日，混淆视听的局面。因此，好直是对自己道德修养的要求，而恶谀是对社会的责任，领导都以此为责任且身体力行的话，则党之大幸，国之大幸。
(武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