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初，刚刚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启程回国，途经沈阳时，专门向成立不久的中共满洲省委传达六大精神。正是这次滞留沈阳，周恩来偶然得知上海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关于这段情况，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转述了楚图南提供的一个材料，称:“周恩来同志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从任国桢那里看到了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当年是创造社成员的冯乃超以后也特别提到:“有一次，是听到郭沫若同志说，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那时郭老常说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当时用的别名，所以我们那时估计，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可以想象，当周恩来得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争时，心情自然是不会轻松的。周恩来在赴莫斯科前得知创造社中坚人物郭沫若、成仿吾即将出国，为了巩固创造社阵地，他专门安排阳翰笙、李一氓前往创造社工作。他们以后在创造社分别办了《流沙》和《日出》刊物。但令周恩来不可思议的是拥有众多中共党员的创造社、太阳社居然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之间会有如此充满火药味的论争。虽然他不知其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周恩来无暇直接与上海文化界接触，便委托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去有效地“干预”。
李富春首先约见阳翰笙。当时阳翰笙与李一氓到创造社不久，即与原创造社党员潘汉年一起成立了创造社党小组。而太阳社有蒋光慈、阿英、殷夫等20多个党员，本身即有两个党小组，由于他们均住北四川路一带，因而被统一编为第三街道支部。其时支部书记为潘汉年。后来，江苏省委考虑到第三街道支部文人群聚，较为特殊，遂将其改为文化支部，直属省委领导。文化支部书记即为阳翰笙。这次谈话是在霞飞路上的一家咖啡店里进行的。在咖啡店边喝咖啡边谈话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经常选择的一种方式。
“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见到阳翰笙，李富春便迫不及待地了解情况。阳翰笙简要地介绍了论争的起因、经过。在介绍鲁迅情况时，阳翰笙特别强调了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肯定了对鲁迅的印象。继之，阳翰笙又称:“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神情严肃地对阳翰笙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李富春对鲁迅的评价几乎是脱口而出。阳翰笙意识到这种评价充分体现了党对鲁迅的尊重和肯定。“他对我们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要停止论争，和鲁迅团结起来。”李富春声音不高，但很有力度，不容置疑。
这次谈话之后，阳翰笙即与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文委”书记潘汉年取得了共识。他们决定将太阳社、创造社的党员集中起来开会，统一认识。太阳社、创造社虽然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有不少共鸣之处，但由于是各自为战，故而在一起开会尚属首次。为此阳翰笙称这次会议为太阳社、创造社联席会议。除了潘汉年、阳翰笙外，创造社方面出席的有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出席的有钱杏邨、洪灵菲。另外特别邀请了与鲁迅关系较为密切的柔石、冯雪峰以及与太阳、创造两社均很熟悉的夏衍。
阳翰笙详细地介绍了李富春的指示，并率先作了自我批评。与会很多人深受触动，表示拥护李富春的意见，认识到“在敌人正残酷地迫害我们的时候，应该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论争。”也有个别人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但会议至少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太阳社、创造社所有的刊物从现在起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在批评，也不要反驳。要表现出对鲁迅的极大尊重。会议最后还作出一项决定，推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向鲁迅通报这次会议的精神，说明党让停止这场论争，并对党员批判他的作法作了批评。鲁迅以极大的宽容原谅了这些曾经深深伤害过他的文坛后辈。他以为年轻人总是可以谅解的，一声道歉足以为之释然。鲁迅兴致很高地接待他们，同时亦为文坛能有如此团结联合的氛围而兴奋。
在驱散文坛硝烟、联合鲁迅、结束论争的过程中，还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发挥了特殊作用，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吴黎平则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以后他在《长念文苑战旗红》的回忆文章中，详细谈到了当年李立三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吴黎平是1929年7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到上海的，之后即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党的理论刊物《环球》期刊，以及参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11月的一天，吴黎平被通知来到一处秘密机关，见到了宣传部长李立三。这次见面，李立三对吴黎平谈了三点意见: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后，李立三又交给吴黎平一个特殊任务，即让他与鲁迅联系，并征求鲁迅意见。吴黎平认为这一任务非同小可，他说:“1928年7月，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6次代表大会，到1929年下半年酝酿成立左联的时候，许多党的领导同志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纷纷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当时周恩来同志就在上海党中央任军委副主席，也兼管其他革命工作；又如任弼时同志、陈云同志和李维汉同志等，他们当时也都在上海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像这样比较重大的文化战线方面的考虑和安排，他们是会完全知晓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李立三同志的个人考虑，而应该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
之后，吴黎平衔命拜访鲁迅，陪同前往的还有潘汉年。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吴黎平以后介绍说:“我们谈了文学界的情况和作家团结的一些问题，希望左翼作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传达了党的意见，希望鲁迅在组织左翼作家的工作中多参加、多出力、多指导。鲁迅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也表示了谅解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这次见面，更加宽慰了鲁迅的心境，因为这是来自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声音。其分量非同一般。正是由于结束了革命文学的论争，为继之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铺平了道路。
（临组荐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