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革命家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同时，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有儿女情长，有情趣爱好。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从多个视角讲述老一代革命家的生活片段、品格情操，揭示出他们身上伟大中的平凡，以及平凡中的伟大之处。
马背上的摄影家张爱萍
1981年的一天，在国防科委举办的摄影学习班里，一位摄影家正在讲授《摄影美学》。直到下课时，人们才发现端端正正坐在课堂后排座位上的一位老者，正是张爱萍将军！人们都惊愕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张爱萍上前线的时候，身上除了佩一支左轮手枪，总要比别人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架照相机。那时候人们不理解，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在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前线，何以还有把玩照相机的闲情逸致？
1981年12月11日，张爱萍参观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观后，他欣然命笔：“妙笔，纤刀，闪光镜，三千毛瑟莫当！”这个题词，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酷爱摄影艺术的真谛。
张爱萍说：“一张好的照片，能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将照相机看成另一支枪，将摄影作为一种鼓舞自己、打击敌人的武器，一种真实记录历史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张爱萍一生中拍过多少照片，现在已经无从统计，光是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收藏并展出过的他的摄影作品便有百十幅之多。北京曾举办过一次新四军老战士战地摄影作品展，人们发现其中有一多半作品皆出自张爱萍之手。
张爱萍幼年生活在偏僻的山乡，对照相闻所未闻。二十年代中期，他到30里外的县城上中学时，那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大大吸引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一样旺盛的少年张爱萍。课余时间，张爱萍经常喜欢和同学一起到照相馆去玩。不过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
1936年春夏之交在陕北保安的一个傍晚，张爱萍和几位红军将领在一块空地上打网球，刚来到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他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乐观自信的精神所吸引，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生龙活虎的场面。
斯诺身上的那架轻便小巧的照相机，深深勾起了张爱萍少年时便埋在心底的梦想，他多么想自己也能拥有一架可以随时记录生活中有意义一瞬的照相机啊!
1937年7月初的一天，已经从红军大学毕业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张爱萍，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你不是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吗？”毛泽东说，“现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抗战一旦爆发，上海、南京便很快会失守，会沦陷。你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中央考虑，让你到上海去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去组织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你愿意不愿意呀？”“愿意！”张爱萍当即表示。
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工作千头万绪，但张爱萍还是没有忘记在百忙中抽空到照相器材店里去转转，他掏出几个角子，买了一本柯达公司印行的《柯达摄影术》小册子。当天晚上，张爱萍便急不可耐地看起来。小册子里对摄影技术的理论与操作方法介绍得很细，很全，虽说没有实物，对书上所述只能掌握个大概，但总算从理论概念上过了一把瘾。
战事越来越紧，张爱萍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穿梭辗转于江、浙、鄂、豫诸省，组织敌后抗日力量，很少有休息时间。但这本《柯达摄影术》的小册子，他却一直装在身边的挎包里，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拿出来琢磨一番。
1940年，张爱萍在率部东进苏北与新四军会师的途中，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莱卡照相机，约有六成新。从此，这架相机始终没有离过他的身，直到抗日胜利，大军过江，全国解放。
在快门摁动之间，张爱萍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极有价值的画面：《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摄于1940年，这是张爱萍刚得到相机后的摄影处女作之一。照片是在八路军东渡运河后的行军道上拍的，整个画面层次清晰，气势宏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支抗日劲旅，根据毛泽东“新四军东进，八路军南下”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苏北胜利会师。从此，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收复青阳》摄于1941年。照片摄取的是一位新四军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爬上屋顶，架起机关枪，向守敌猛烈扫射的一瞬，这张照片是张爱萍在紧张激烈的火线上抢拍的。
《孤儿行》是一幅偶然得之于马背上的作品。那是1943年春，日伪军以20000余兵力，向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军部和三师师部转移了，副师长张爱萍奉命统一领导八旅和七旅一个团以及地方武装、民兵坚持原地斗争。
这天，在行军道上，他偶然发现大路边，凄风下，一群衣衫褴褛的苦孩子，正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走过来的队伍。由于冻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身躯紧缩，手冷得似乎连打狗棒也握不住了，只能将棍子掖在腋下……张爱萍的心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使多少可爱的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啊!这是入侵者不可饶恕的罪孽!必须马上将眼前的画面摄下来，留下存照，作为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罪证!
想到此，张爱萍立即翻身下马，举起相机，摁动快门，将眼前这幅动人而又凄凉的画面拍了下来。照片中的孩子个个天真无邪又孤苦伶仃，那愁苦中带着些许惊恐之状又若有所思的神态，给人以极其质朴深沉的视觉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张爱萍的摄影作品拍的多是人物，但在很少的静物照中，却有好几张拍的是盛开的兰花。这些照片包含着张爱萍对爱妻李又兰的深深爱恋与赞美。
张爱萍与李又兰，相识相知于新四军军部，相恋相许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溪水长流》摄于1942年春,照片上的李又兰身着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正挽起袖子在轻轻弄水。看上去是那么朴素，端庄，娴雅，而“溪水长流”的题照，更蕴含着两心相许的深意。
《喜出望外》摄于1944年，画面展现的是一位少妇推窗眺望，突然发现久久盼望的丈夫就在眼前的惊喜。当时张爱萍与李又兰已经结婚两年多，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张爱萍与妻子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重聚。这期间，李又兰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夫妻俩的兴奋之情难以用言词表达，于是便有了张爱萍拍摄的《喜出望外》。
《油灯下补军衣》摄于1944年，寒夜里，油灯下，李又兰在飞针走线，她神情专注的脸上浮现出对丈夫深深的爱，张爱萍心头涌起无限激情，他很想将这情景拍下来。但当时屋里只有一盏灰黄的煤油灯，他怕曝光不足，于是他将照相机速度调到最慢一档，摁动快门后一动不动地双手举着照相机，足足举了两分钟。照片居然拍得很成功，人物形象突出，整个画面清晰中带点朦胧，光线的暗淡更显出柔和与温馨，效果非常理想。
在“文革”的浩劫中，张爱萍被囚禁，李又兰承受了千辛万苦，将张爱萍最心爱的数以千计的照相底片保存下来，这才使那许许多多浸染着浓烈硝烟气息的摄影作品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萧克与他的《浴血罗霄》
萧克将军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直到五十年后才得以出版，其中曲折，令人感叹。
驰骋战场60余年的萧克，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到1935年率二方面军北上，与一、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用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来概括他的革命历程是毫无夸饰的。
萧克自幼喜爱读书，他在家乡的甲种简习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但对文学的爱好一直不减。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他先后读过许多世界名著，他爱看书、作文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在湘赣根据地，他经常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故事。在长征途中，也时常来一段即兴演讲或吟几首诗。
1937年5月，萧克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返回途中，他们一行数人纵论天下时局，追思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深深感到，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斗志，需要有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萧克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念头。他想得最多的是红军为什么总能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那时，他看了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讲的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长为有纪律的队伍。书中的许多情节引起了他的共鸣，他为那些革命战士的奋斗精神所激动，更为书中塑造的共产党员红军指导员郭如鹤的英雄形象而感叹不已。
他同作家马加谈论《铁流》时，满怀激情地称赞道：“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马加不无惋惜地说。萧克颇有同感。
萧克就是在《铁流》的影响下，开始构思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之多，难以想象。那时候，日军隔三岔五就来轰炸，躲飞机成了京西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常常一躲就是一天。躲飞机时，大家蹲在小煤窑里，聊天、下棋、打扑克，而萧克则带上小板凳，在山沟边坑旁一坐，写起小说来。一颗颗炸弹轰然而下，他全不在意，仍然聚精会神地写作。
作为根据地的领导人，萧克的公务十分繁重，不允许他有大块的时间去搞创作，他常说，进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光荣职责，而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当年，一位作家曾经这样记述萧克的工作：“萧克将军不仅指挥着‘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又要审阅大量的文件、战斗详报、电报，同时他还写政治论文和文艺作品……但是，他并不显得疲惫，工作对于他是一种兴奋剂。他从不做无聊的消遣，不说一句废话，不吃零嘴。他也能抽出时间去读小说，在他的床头放着《铁流》、《红楼梦》、《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
就这样，从1937年5月到1939年秋，萧克终于完成了这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萧克对于自己的作品很慎重，写作时不让人看，写成后也不给别人看，连他的夫人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他认为作品不改好，是不可以拿出来示人的。
可是，书写成后，萧克除了在生病期间改了一遍外，就没有空去过问了。抗日战争结束，紧接着就是解放战争，他又转到华中、华南，全国刚解放，军委又令他主持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筹建军事院校工作。时间紧，新事物层出不穷，他要工作，要学习，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修改小说。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萧克没有想到，1958年，军队批判所谓“教条主义”，他成了被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小说也横遭厄运。一天，某负责人给他打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他们要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萧克喃喃地说：“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多年来，许多人要他把稿子交给出版社，他都没答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专程到他家，承诺给他配最好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出来，他也没有答应，他是想自己修改完成后再拿出来。
但如今不想拿也得拿，索要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找批判他的新材料。果然，不几天打印出来的小说稿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批判的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有人说他宣传“战争恐怖论”，有人说他“污蔑劳动人民”，更有人说他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喻，真叫他啼笑皆非。
“文革”中，萧克和他的小说再次蒙难。直到1985年底，萧克从繁忙的一线退下来，这才下决心修改这部书。
动笔前，他写过这样一副对子：“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戎马60年，乐得解甲，赋闲更难闲。”他把对子挂在工作室，闭门谢客，以其80高龄，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多少年不看，好多情节都淡忘了，他就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出小传，再一点一点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构思。如果把他新写的内容及其它材料用字数来计算的话，不下10万字。为了体会当年的真情实感，盛夏之际他还专门到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一趟。
经过一年的认真修改，书稿终于交付排印了。定稿送工厂之后，他又从头到尾把25万字的底稿连看了两遍。不仅改了一校稿样，而且还亲自校看了二校样稿。
《浴血罗霄》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不久，小说荣获了茅盾文学奖。
邓颖超收听广播轶事
收听广播是邓颖超晚年的主要“消遣”方式，然而这种“消遣”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休闲。
1988年7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了一篇《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有关保护检举人权利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邓颖超听后辗转难眠，她深为揭发人的安全担忧。于是，她专门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写去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同志并人民日报社：
今天我听了《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及《是事实，不是诬告》的报道，我要赞扬你们做了一件顶呱呱的好事，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可惜，两件报道都没提到对检举人是如何保护的，他的安全是否有保证，我对此很关心。希望对检举人安危也给予关照。此致
敬礼!
读者 邓颖超
1988年7月26日
邓颖超在广播中听到的是一起轰动全国的因群众揭发信而遭追查“诬告”的事件：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收到一封来信，反映湖南省桑植县林业局局长挪用育林基金17万余元等问题。来信很快被摘登在中办国办信访局的《群众反映》上，而且为保护来信人只署名“桑植一干部”。此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批示查办。
3月上旬，由湘西州林业局和桑植县负责人率领的7人调查组，来到桑植林业局调查。一周后，得出“来信反映的五大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全部否定”的结论。群众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和担忧，果然，调查组还未撤走，一股追查“诬告”风就在县林业局内部刮起。
4月中旬，中办国办信访局和中纪委分别收到来自桑植县林业局及纪检组的报告。两份报告均要求追查所谓的陷害人的诬告罪并退回检举信。对此，中央的这两个部门根据处理群众来信的原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致函湖南省相关部门“应予制止。”
国家审计署并未轻信州县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派出了由湖南省审计局、林业厅，湘西自治州委组成的10人联合审计组来到桑植。经过23天的深入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县林业局长等人违反规定，挤占挪用林业专项资金不止17万余元，而是30多万元。审计组在调查报告中提出：“桑植县林业局挤占挪用育林基金并非初犯，而是一犯再犯，建议将此问题通报全省”；对有关同志“应作出深刻检查，并根据其态度，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不久，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了通报。然而，通报发出6个月后，桑植县林业局局长仍未受到任何处分。更有甚者，县政府一位领导还多次在会上表扬该局长“是个好干部”，并说，“对待告状，我们态度是：不听、不怕、不理”。
邓颖超从广播里收听了报道并写出那封信后不久，《人民日报》将她的信全文刊出，同时又配发了第二篇评论员文章《两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新华社记者专程深入桑植查访案情，之后发表了《是事实，不是诬告》的通讯，揭露了这起所谓的追查诬告案。《人民日报》在刊登时，还配发了题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的评论员文章。
在邓颖超的关心下，湖南省委决定彻查桑植县林业局的严重问题。不久，桑植县林业局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湖南省委还专门做出了关于保护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权利的规定。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张家坝的一户农民家庭，虽自幼家境贫寒，但父母仍克勤克俭，在几个孩子中唯一送他上学读了书。1897年，刚刚五岁的刘伯承，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勤奋，读过的《三字经》、《千家文》、《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和诸子等书一般都能背诵下来，并在书上做了许多圈点和批注，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老师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可用之才。”
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的生活。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异，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刘伯承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闻名，在他攻下俄文之后便借助俄语这个工具，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原著。他还大量涉猎了欧洲著名军事家的论著，广泛地接触了欧洲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翻译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在《悼伯承》中评价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
开始踏上军旅生涯后，刘伯承的勤奋苦读精神仍然不减。一些同僚见他这样苦学，感到不可思议，就劝他出去散散心。他却说：“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不如看书，能学点东西。”他充分利用別人“散散心”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中国古代兵书。一部《孙子兵法》，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几乎能一段一段地背下来。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刘伯承抓紧战斗的间隙读书、写作和翻译，他的许多战役战术总结、军事译著，都是在坑道旁、马背上撰写和翻译的。他常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
就拿他35岁通过俄语关来说，不仅有年龄大、四川口音重、发起音来就跑调的障碍；还有他的右眼因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装着假眼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但他硬是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地学习。在俄文里，“P”这个字母的发音对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嘴里一个劲地念“P-、P-”，一直练习到能准确发音才罢休。为了背诵单词，晚上别人熄灯就寝了，他就跑到走廊里去背。经过一番苦读，终于突破难关，实现了他“能自阅原文书籍”的夙愿，并翻译了《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合同战术》等军事著作。
张云逸教子
一个并非独居的小院，二层普通的楼房，几件寻常百姓惯用的家具，这便是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家。其实，张云逸住的楼房早该装修一下了，可他不肯，说这么住着挺好，破费钱财修它干什么。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来看望张老时无可奈何地说：“唉，一位开国大将，住这么破的房子，让别人一看像个什么样子!”张老听了沉下脸说：“怎么，大将就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
张云逸在生活待遇上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平日他穿着普普通通的便装，带着一脸慈祥的笑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浇花的老工人。每次下农村时，他总是特意叮嘱随行人员：“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小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他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对于自己的亲人，他的要求就更为严格。张云逸只有两个儿子：远志与光东。战争时期的险恶环境，使一家人长久失散不能团聚，兄弟俩年龄竟然相差20岁。光东1946年出生时，张云逸已逾知天命之年，这个小儿子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就是这样的心肝宝贝，父母对他也没有半点的娇惯，同样对他高标准、严要求。
光东出生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山东的父老乡亲用羊奶养育了他，他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习惯，既忠厚质朴又乐于助人，喜欢跟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父母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让他过的完全是平民化的生活。
光东从青岛转学回北京时，究竟上哪所学校好，家里人为此发生过一次争执。有一天，老战友张鼎丞来了，一看见光东就爱抚地拍拍他的脑瓜儿说：“送他到八一小学去吧。”当时，八一小学是高干子弟就学的重点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张云逸听了，微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还是就近入学好。”就这样，光东上了一所普通小学，跟平民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爸爸还叮嘱他：“不论填什么表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儿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
就这样，光东在北池子小学一直读到六年级，填写报考初中登记表时，他问爸爸怎么填，张云逸说：“只填上你妈妈的名字吧，以后在学校也不要说爸爸是谁。”光东考入北京四中后，被分到英语班学习。当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社会上对学俄语十分重视。光东回家说：“爸爸，我不想学英语，找人把我调到俄语班去好吗?”爸爸听了，严肃地说：“不要利用爸爸的权力，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从此，光东再没有向爸爸提过任何要求。他靠自己的努力，相继考入北师大一附中、哈尔滨军工学院，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他都牢牢记住爸爸这句“自己闯天下”的名言。
不知为什么，张云逸并不鼓励儿子从政。光东在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三部搞情报工作。张云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说：“好哇，你就在那里好好干吧，要守纪律，要保守秘密。”他最疼爱这个小儿子，然而他没有把光东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让他远离家门去了四川，在大山区的研究所里搞计算机，这一去就是多年。
许光达的生前身后事
1908年11月19日，许光达生于湖南长沙，15岁时，就由家长作主，与邻村姑娘邹靖华定了娃娃亲。
1925年5月，许光达在长沙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与南昌起义部队失散后回到家乡找党组织。1928年8月20日，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和邹靖华成了婚。因叛徒告密，新婚才10天，许光达就匆匆离开了家乡，这一别竟是10年。
1938年，邹靖华得知许光达在延安，经徐特立介绍，她来到延安。这时的许光达已经是抗大教育长。这10年里，许光达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人气质与文化思想修养也都有了质的飞跃。尽管当时有许多比邹靖华个人条件更好的女青年向许光达投以热情的目光，然而，许光达始终对留在家乡的妻子邹靖华忠诚不渝。当时曾有人劝许光达：“你同桃妹子离散10年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若她不在人世了，你岂不是白等?”“不，我要等。万一她还活着，我另娶他人，岂不伤了她的心?这些年来，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假如她真的死了，我也要到她的坟上添一把土，否则，我是不会再娶的。”
许光达和邹靖华的婚姻尽管是包办的，但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伴终身。夫妻重逢不久，邹靖华进入抗大学习，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在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给邹靖华写过一封情书：“我们结婚已经整整10年了，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2个月零21天。不知流了多少伤心泪，也曾受尽艰苦与辛酸，但丝毫也不能毁灭我们铁的心愿。在生命的途中还会遇到狂风巨涛，我们会像从前一样地冲破，永远地骄傲自豪。”这封纸页已经变黄的情书，邹靖华保存了65年，并传给了儿子许延滨。
许光达战功赫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虚怀若谷、淡泊名利。1955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国防部举办的宴会上，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里很是不安。他对妻子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比如柳克明(直荀)、段德昌、周逸群、孙一中、李剑如……他们都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国土上。‘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许光达不但当面向贺龙提出了降衔要求，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份“降衔申请”。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的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回顾自身历史，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拿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耀，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中央军委并没有同意许光达的请求，他再次给中央军委打报告，主动要求行政降一级，报告被批准了。就这样，我国10位大将中，其他9位都是行政4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5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