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是绕开中央 “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的。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进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工作，他依靠和重用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而对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已经存有看法，越来越不信任了。1966年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说过：“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期间，许多事情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老同志，都是知道的。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吴庆彤，在《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里，就反映了周恩来当时这种处境：
“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准备阶段，毛主席找的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找周总理商议。当时，周总理正在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冀、鲁、豫、晋、陕、辽、京、蒙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防涝工作，并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长期抓下去，扭转 ‘南粮北调’的问题；同时处理河北省邢台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自然灾害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 ⑥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充分说明“文革”的酝酿准备工作，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他们确实是不知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诡秘情况下炮制出笼，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索。
从1962年起，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进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同时，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江青还找过李希凡，授意批判《海瑞罢官》，也遭到拒绝。康生也对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曾对江青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但是，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去上海同张春桥策划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后，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意见。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对于姚文元这篇以笔杀人的文章如何秘密策划的情况，后来江青曾经得意地表功过。1967年 4月12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遍。”江青还规定要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封锁消息。江青特地说：“不叫周恩来看!”
姚文元炮制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广大读者或著文或写信予以驳斥，仅上海《文汇报》就收到来稿来信3000多件。当时，史学界反应强烈。11月14日，吴晗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第二天，毛泽东看了这篇“简编”后写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他还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知识分子是会寒心的。”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斥责姚文元“陷人于罪”。元史学家翁独健认为：“姚文元给吴晗下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谈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时说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⑦
由此可见，对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当时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是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刚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也一无所知。因此，当有些地方转载这篇批判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文章时，彭真下令北京各报刊一律不转载。他还曾对《红旗》杂志一位负责同志说过：“《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要转载。”1965年11月26日，彭真还明确指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 江青等人对北京的报刊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非常恼怒，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要上海市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但是，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由于江青挑拨离间，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满迅速加深。后来，1967年2月3日，他对卡博、巴卢库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随后不久，周恩来得知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审阅批发的，并告知彭真，认为北京的报刊不能不转载了。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主持讨论北京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邓拓说：“ 吴晗很紧张，因为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听后仍然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布置写一个转载的编者按语，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到吴晗名字都加同志二字。
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且加了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定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和文艺工作实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出：“我们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真实意图，彭真、周恩来先后审定的《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编者按，都力图将吴晗著《海瑞罢官》由政治批判引导为学术讨论，以免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为此，12月14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2日，彭真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27日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对学术讨论和批评表示欢迎，还列出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说明。对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尽管受到广大读者的批驳和许多报刊的抵制，以及吴晗著文辩诬和彭真等人抗争，但是，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终于成为引发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谈到发动“文革”问题时说过：“最初，姚文元发难。”1967年，毛泽东还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江青秘密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为发动“文革”制造“理论依据”。 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背着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是江青一手策划的，为何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其中的奥秘江青披露过。她说：“我的话更没有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于是，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要求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为了互相利用，两人一拍即合，林彪立即让叶群为江青召开座谈会做好安排。为了互相吹捧、互相利用，第二天，叶群托人将林彪的一段话转告江青：“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对于林彪的这种被动委托，江青后来对参加座谈会的人员说过：“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
这个座谈会是很神秘的。1966年2月2日，座谈会开场，江青首先宣布三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她还查问与会人员带窃听器没有。“不准让北京知道” ，很明显，就是要对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保密。
接着，江青讲话为座谈会和纪要定调。她说：“我们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座谈会于2月20日结束，名为大家座谈，实为江青一人谈。江青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诬蔑文艺战线“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并诬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领导同志；另一方面，吹捧林彪，并抬高自己。在一次谈话时，江青竟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她说：“周总理又开了民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他是应该作检讨的。”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江青也认为“ 问题不少”。江青的这些说法致使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等同志当时就感觉到，“江青对周总理，对中央文化部太不尊重，批评得过多”。
座谈会结束后，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最初是“汇报提纲”，江青对这个初稿很不满意，交张春桥修改，后陈伯达也参与修改，先后改写了8稿，反复修改了30多次。其中，毛泽东先后作了3次重要修改。他在一些地方删去了“纪要”中颂扬自己的话，保留了江青提出、陈伯达和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的内容。他不仅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还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显而易见，毛泽东认真审阅、修改过的这个“纪要”，所肯定的“黑线专政论”成为他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也反映了当时他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已经传开。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这个“座谈会纪要”，并在批语中指出：“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由于林彪、江青组织召开这个座谈会是背着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同志的，长期关注文艺工作的周恩来并不知情。因此，正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炮制“座谈会纪要”期间，3 月12日、14日、15日，周恩来3次观看天津歌剧院的演出，并同有关同志谈话，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改造思想，提高艺术水平。他充分肯定北京一些文艺单位组织小分队去基层演出的做法。他说：“你们不能只在上面自己搞运动，要下去。”“要赶快下去，到农村去，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普及提高农村文化。”“舞剧和歌剧不要太分家，要互相结合，要有歌有舞。”16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会上，谈到《王杰赞歌》时，他说：《王杰赞歌》写王杰有个发展过程，这是正确的。事物总是逐步提高的，哪里有从小什么事都懂得的人呢?显然，周恩来的上述说法，是同江青等炮制的“黑线专政论”相牾的。
康生授意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熊熊烈火。
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康生背着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派他的妻子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在他们夫妻俩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几天，康生急忙组成以曹轶欧为组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的调查组。曹告诉刘：“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随后，康生召集调查组成员在钓鱼台宾馆开会，向他们提前透露了《五·一六通知》内容，并讲了北大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的问题、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轶欧则说：这次调查， “重点是北京大学”。“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后来，1967年1月22日，康生还表功说：派这个调查组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
1966年5月14日，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提出向调查组作一次汇报，曹轶欧拒绝。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他们没去住，却住在西颐宾馆。调查组背着北大党委，进行了一系列诡秘活动。据刘仰峤后来说：曹轶欧找过聂元梓等人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动员他们往上揭，明确要他们揭发陆平、宋硕、市委”。他证实：“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聂元梓搞成第一名是因为聂是总支书记。”
在康生、曹轶欧的指使下，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大字报。随后，北大师生自发地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批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由于康生派调查组到北大发难的举措是背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之后，刘少奇、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高等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到北大。他们先向北大常委会了解情况，接着向全校党员干部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讲话时，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李雪峰说：是党中央让我们来的，是周总理让我们来的。他批评大字报的内容有点泄露党的机密。他还说，对于贴大字报，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国有国法。随后，张彦传达中央批转的外办文件，并传达周恩来交代他补充的四点通知。他说：“总理特别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就是要严格执行内外有别。”
当晚，中共华北局来人还找聂元梓谈话。聂元梓交代说：“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搞的，是曹轶欧要我们搞的。”
这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广泛动员群众，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于是，他当即批示康生、陈伯达：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
由于不知内情，听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北京大学许多师生很不理解，愤愤不平，校园里还贴出了一些批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人高喊“不要盲从”，有人说“在3小时内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气焰压下去”。到当晚23时45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就接到询问和质问的电话59次。
对于在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事前也一无所知。陈毅曾就此事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云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 ‘党’。你们的‘组织’ ，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8月5日，毛泽东对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个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同时，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赞扬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子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对周恩来曾经批评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的做法，康生耿耿于怀，发泄不满。大字报广播后，康生得意地“感到解放了”。8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毛泽东要广播大字报的指示——引者注)，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 在另一次会议上，康生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康生的这句话，一则说明当时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是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二则是明显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情绪，三则是给自己表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这个《五·一六通知》的真正含义，对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特别是对其中所说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矛头所指，周恩来当时也是不清楚的。
对《五·一六通知》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1967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陆、海、空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时，袒露过他的心态。他说：当时虽然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事实上，不仅周恩来没有理解到，就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也没有想到是指自己。
5月18日，即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3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在会场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着林彪手书的一张纸，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引者注)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聂荣臻看到后，拿着林彪的这个手书，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让把林彪的这个手书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主持全会，邓小平宣布全会议程，刘少奇做工作报告。报告后半部分着重讲“文化大革命” 发动以来的工作，对派工作组问题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插话批评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8月2日，周恩来在全会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⑧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 ⑨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他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刘少奇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见，会议气氛紧张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辞严厉地指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这张不指名指责刘少奇等同志的大字报，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分歧公之于众，并且上纲到惊人的高度。
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一言未发。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由常委会第二名降为第七名。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指的是谁。在会议期间，他两次对廖汉生说，“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后来，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回忆说：
“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⑩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对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陶铸“很不理解”，始终没有发言。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在《陶铸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内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
“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讲到他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他说过：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年轻人那样思想解放，那样敢说敢闯，没有条条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袒露过这种“跟不上，但要争取跟进”的心态。他说：
“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是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
周恩来的这番话并非客套，而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后来，在许多讲话中还谈到对“ 文革”的认识问题。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大局面。”在谈到“文革”运动的时间安排时，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结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大区、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以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这个时间表反映了周恩来当时对“文革”确实还“很不理解”。
（临组荐自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