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闻名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是怎样从湖南一个小地方农校的教师走到今天的?他的成功有何“秘诀”？他怎样看待自己平平常常的青年时代?
“我的体验就是八个字”
记者：回首过往，在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前，长达数十年的艰难岁月里，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有没有所谓成功的“捷径”或者“秘诀’?
袁隆平：什么秘诀、信条，我倒是很少去琢磨这一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没有那么多的传奇。不过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些体验肯定还是有的，大概就是这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几个字是我几十年生活工作的总结。
记者：什么促使您把研究杂交水稻作为了自己终身从事的职业?
袁隆平：从1955年到1966年，在安江农校一边教课，一边做育种试验，每年都到田间去选种，就是从植株中筛选具有稳定遗传优异性状的品种。1960年，我在田里偶然发现一株 “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粒多，结实饱满。第二年我把它种下去，精心培育，希望有个好收获，不料大失所望。长出的稻子高的高，矮的矮，穗子大小不一，参差不齐，让人心灰意冷。
那天，我坐在田埂上仔细搜索所学过的科学知识，反复寻思失败的原因。后来分析推断，第一年选出的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不是纯种，因此第二年遗传性状才会出现分离。但如果按照那株“天然杂交稻”来折算，粮食亩产可以达到1000多斤－－这在60年代初期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我灵感突发地大胆设想：既然水稻有杂种优势，为什么非要选育纯种呢?从此，我选定了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课题，致力于杂交水稻的育种。
记者：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困难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袁隆平：如果没有困难，那就不叫做科学研究了。在最艰难的关头，一定不能轻易放弃。我那个年代的情况比较特殊。那时有“左”的路线的干扰，有天灾，有同行的嫉妒，但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传统遗传理论的巨大阻力。当时的权威学者和权威学说认定搞杂交水稻研究不可能有前途，这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种种“权威”的压力面前，我坚信：真正的权威永远来自实践。有三件事对我的鼓舞特别大：一是杂种第一代有杂种优势的现象；二是1960年发现的“天然杂交稻”也表现了明显的杂种优势；三是糯稻田中的“公禾”就是天然的籼粳杂种，也显露出明显的杂种优势。这些都是自然界反复出现的铁般事实啊!为什么有些人却偏偏要盲从“权威”，对此视而不见呢?
在传统理论的阻力和束缚面前，只有靠实践去检验，去创新。在创新中“知识”尤其重要。有知识，并得以不断积累更新，是创新重要的基本条件。有了知识，又不吝惜汗水，发奋努力，才会激发创造的欲望，产生好的灵感。还有，机遇也不应该忽视，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良好的机遇。
“我现在还不明白负负为什么会得正”
记者：您在求学时代默默无闻，学业成绩也并不十分突出，30岁过后大器晚成，现在更是成为了世界级知名科学家。那么您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显赫的青年时代?
袁隆平：学生阶段，我确实是成绩平平，不追求考高分。青年时代积累知识，打好基础，以后的人生将会受益无穷。但我认为终身学习、积累知识是一辈子的大事情，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能够太性急。
我小时候完全是凭爱好、凭兴趣读书，把问题理解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不像成绩好的同学有那么多的抱负。不过那时我喜欢动脑筋想，喜欢动手做，不知不觉间也培养了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武汉博学中学(武汉第四中学前身)读书时，我对英语、体育很感兴趣，这两门功课成绩也就比较突出。我小时候最喜欢游泳，在湖北省运动会上还代表母校获得过两块游泳银牌呢。这些为我后来从事科研打下了良好的体魄和语言的基础。
但那时我的数学成绩特别差，经常请教同桌的林华宝同学(现在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时的数学底子没打好，现在后悔莫及啊!说实话，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负负为什么会得正。去年在北京，我还特意向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请教了这个问题呢! (笑)
记者：凭兴趣学习的习惯是否一直延续到了您的大学时代，甚至是踏上工作岗位以后?
袁隆平：读大学时，记得学校给我的评价是这样的－－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我最怕别人给我念紧箍咒。解放初期学苏联，学校里实行五分制。说实话当时我不太喜爱功课，奉行的准则是“三分好三分妙，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学习重天分，每个平凡的人其实都有他的天分，天分所在也就是自己最好的发展方向。
（鼎组蔡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