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吴桂贤在深圳下海当“老总”，便动了访问之心。
叩开了家门，方见她依然显得很年轻：眼睛很有神，步履轻捷有力，体型不臃肿，与我想象的判若两人。
一进门便是客厅，厅内的装修毫无气派奢华之感，窗明几净中透露着简朴与雅致。最令我注意的是茶几旁那盆淡粉色的正在怒放的蝴蝶兰，亭亭玉立、温文尔雅，似乎表达着主人那种平和的心态。
１３岁当上了纺织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很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她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菜是什么味儿，整年都是吃野菜。从记事起，就天天跟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核儿以补家用。
吴桂贤访问阿尔巴尼亚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地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新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Ｏ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同期入厂的赵梦桃比吴桂贤大３岁，她们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工作。赵梦桃小组共有２４个女工，赵梦桃是小组长，吴桂贤是党小组长。
吴桂贤工厂劳动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她的辛苦、她的成就、她的命运，都与西北国棉一厂在一起。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意想不到的事太多。
做梦也没想到担任副总理
“您是怎么当上副总理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我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我们在中央工作，我们感到很突然，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一个纺织女工，当了３年国务院副总理。当问她当副总理的感觉时，她连连说有很多的不习惯。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我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我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我趴在地上找啊找啊，心里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后缝里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事后，我对汪东兴说，还是给配个秘书吧。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她是我的第一个秘书。后来，我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我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张健民。但是，我一直没要警卫。”
同江青做邻居不自在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
江青住在吴桂贤附近的１０号楼。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我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我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我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我：‘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我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我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我要求搬出钓鱼台，我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我最小，我就听着，不吭声。
最后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我就大声说：‘没意见，’时间长了，老领导就说：‘桂贤哪，你没发言哪！’我说：‘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的指示我完全同意。’常常就是这样。因为我资历最浅，感到非常拘束。”
“半年以后，我向周总理提出回去。我说：‘我来自工厂，只对织布了解。卫生部、纺织部、一轻、二轻，我都不了解。我下去一年，跟县委书记学习３个月、跟重工业大厂书记学习３个月，在省委学习３个月，下去走走，再回来工作。’总理没有同意，但让我根据主席指示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可以下去两个月。”
（鼎组蔡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