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作者张辉灿即在其中）都参与了保卫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总理，立即把目光调向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而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到紧张组织准备工作中。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车、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调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子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而后沿着东长安衔、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驶去。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那次只用了1个小时，接见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先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个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5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鼎组蔡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