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对自己严重的历史错误仍然缺乏认识，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帮助。对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一声明的规定一直拒不执行。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他“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王明于8月1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明“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鉴于王明的这种态度，8月18日，毛泽东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杨尚昆立即让孟庆树代转了毛泽东的批示，通知了王明。而王明的病情又有发展，他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并于10月25日动身去了苏联。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向党中央写出任何声明书。
赴苏治病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乘火车赴苏。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法制委员会被撤销，王明此后在政府内再没有任何职务。
1955年初，王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飞机去莫斯科。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此后到去世为止，王明再没有回过国。
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虽然王明还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但党中央和毛泽东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就这样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名列倒数第一。
党中央在生活上对王明一直是优待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期间，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他们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过工资和物品。
王明对党和毛泽东进行攻击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抱病写完了自己一生中最大一部著作——《中共五十年》。这也是王明一生中最坏的一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本书约20万字，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纵观《中共五十年》一书，王明并没有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王明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纠正党的错误，而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这本书。
武组远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