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初，瞿秋白因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而身心俱损，以致肺病复发且有日渐沉重之势。迫不得已，他便“请病假”休养治疗，携夫人杨之华入住上海大西路两宜里，整日以读书、写作为乐。因此，他得以实际参与领导了“左联”的对敌斗争，并与冯雪峰、鲁迅等文艺界人士相互往来，在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情厚谊。４月下旬，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负责人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上海笼罩在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曾担任过党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就更成为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捕捉的对象。每逢危急关头，瞿秋白总是要到鲁迅家去避住，先后共达四次。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得到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一名联络员发出的“有危险！速转移”的秘密“警报”，于是他便镇定自若地把一些不便随身携带的党的秘密文件用火烧掉，然后又把未完成的稿件放入一只小提箱里。究竟往何处去的问题着实令他和杨之华大费脑筋：住旅馆吧，既不安全也无法工作，住到其他领导同志的家里去吧，又怕万一自身暴露时，会累及别人。商量了好半天，他们觉得还是鲁迅那里比较理想，因为鲁迅虽然也受到反动派的通缉，但由于其在文化界的崇高威望，敌人尚不敢贸然对他下手。于是，瞿氏夫妇就分头出门，约好了在鲁家相会。
按照惯例，瞿秋白在街上绕了一大圈子，直至确定没有特务盯梢后，才闪入位于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直到晚间，杨之华总算来了，鲁迅夫妇悬着的那颗心才完全放下来。鲁迅热情地将自己的写作间兼卧室让出来，供瞿氏夫妇居住和工作。此后，两家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特别是瞿秋白与鲁迅，老有说不完的话题。日子久了，瞿氏夫妇对鲁迅的儿子小海婴渐生感情、喜爱不已，便托人买了一盒售价不菲的进口组合玩具送给他。鲁迅想到瞿氏夫妇生活上也很不宽裕，倍感不安。瞿秋白深情地说：“留个纪念吧，让孩子长大了也好知道有个何先生。”鲁迅这才心有不安地收下了。
１２月下旬的一个雨夜，组织上鉴于春节将至，也考虑到鲁迅一家的安全，便派化名为史平的时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陈云同志到鲁家来接瞿秋白。因瞿秋白事先已得到通知，便将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见瞿秋白的脚边仅放着两个分别装有书籍、稿件和衣物之类的小包袱，陈云有些诧异：“还有别的东西吗？”
瞿秋白沉静地回答：“没有了。”
“为什么皮箱也没有一只？”
“我一生的财产尽在于此了。”
陈云脸上立时泛出钦佩之情。在瞿秋白郑重地向鲁迅介绍陈云的当儿，出去叫黄包车的许广平很快就回来了，说是车已停在门口。“走吧！”陈云说着，帮助杨之华提起一只包袱就下楼了。由于时间紧迫，瞿秋白也顾不上跟鲁迅说什么客套话，只是再次嘱咐：“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以后托人带给我。或是再请史平到你这里拿一下。”鲁迅点着头说：“今晚你们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就叫人告诉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默默地应着，下了楼梯。走了一段后，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头望去，见鲁迅夫妇依旧站在门口恋恋不舍地目送着他们。
鲁迅收到瞿秋白平安抵家后托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和一根火腿后，马上回赠了两盒文旦饴。
在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华北、危及平津的形势下，蒋介石却反而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在上海搜捕中共领导人的行动。１９３３年２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获得关于国民党特务将在当夜破坏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的秘密情报，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派人通知瞿秋白迅速转移。傍晚时分，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的黄文容来到紫霞路，向瞿秋白汇报了险情，转达了组织上要其立即转移的意见。见黄文容直挠着头，想不出什么既可以避难又不耽误工作的地方，瞿秋白就又想到了鲁迅，果断地提议搬到鲁迅那里去住。黄文容也只好代表党组织表示同意。于是他们迅速行动，在浓重的夜幕下敲开了鲁迅的家门。
这一时期，瞿秋白由于忘我工作、写作，累得咳起血来。每当鲁迅十分关切地规劝他要注意休息时，他总是或一笑了之，或淡淡地说：“我这老毛病了，没有关系。”随之又继续工作下去。他不仅抱病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而且还与鲁迅详细地研究探讨了当前的斗争情况和“左联”的工作，并亲自执笔将经过两人交换意见后的成熟想法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当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和夫人周游世界，在上海短暂停留了半天，受到宋庆龄以及鲁迅等人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上海媒体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若将这些报道文字汇辑成书，定受读者欢迎，便倡议要与瞿秋白两人共同来做此事，瞿秋白欣然同意。鲁迅、瞿秋白很快就编出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两人分别撰写了序言和引言，并以鲁迅原先用过的笔名“乐雯”为共同署名。该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所得稿费也补贴了瞿氏夫妇的生活。
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在同盟总干事杨铨的主持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于同年１月３０日成立，胡适当选为分盟执行主席。次日上午，杨、胡等人一道参观了国民党陆军监狱。返回上海后，杨铨揭露了监狱的一系列黑幕，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即将这些事实向全世界作了披露。而胡适却到处发表文章，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法制辩护。他在对英国报刊《字林西报》记者所发表的谈话中，完全否认监狱有施用酷刑的事实，并诬蔑、指称有关材料都是伪造的。２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偶然看到这篇访谈文章，当即将它摘译出来，并致函北平的台静农，委托其代为搜集胡适的言论，然后据此给其以有的放矢的强力反击。
２月底，瞿秋白被黄文容奉命接走，转往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内交主任的高文华家去住了。
为瞿秋白的频繁搬家、居无定所所牵挂和忧虑，鲁迅便托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夫人为瞿氏夫妇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１２号，租了日本人住家的二楼朝南的一个２０平米的亭子间，并很快就通知瞿秋白搬了过去。４月１１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９号，从此便与瞿秋白成了仅隔着一条马路的近邻。瞿、鲁两家的往来更其容易和密切。
６月间，瞿秋白奉命负责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通讯社的工作，为了方便工作，他即从东照里迁入位于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以及刚调任该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也在此楼上办公。不料，次月的一天晚上，冯雪峰忽然得到省委机关已被敌人发现的消息。于是俩人商量决定，冯雪峰赴外躲避，瞿秋白仍到鲁迅家去住。
这次瞿秋白在鲁迅家仅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杨之华调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组织部任秘书工作，他们便又移居到高文华家去了。９月初的一天，根据传来的“警报”，高家已处于危险之中，瞿秋白又不得不连夜撤到鲁迅家。
１９３４年１月，瞿秋白调任中央苏区，从此离开了上海，挥别了鲁迅。
（澧组李荐）
（责任编辑：符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