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效果的人格背景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谈到做群众工作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失语”状态──“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同时指出，领导干部要得到群众信任，不能光靠权力，更要靠人格魅力。我理解，习近平讲的是在领导干部“说话”上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会“说话”，亦即“失语”状态；一个是“说话”者的修养──人格魅力问题。
“说话”不受听，是“话”说得不好。本来知识就不丰富，又不注意更新换代，满嘴除了大话、套话、空话，就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了。既不能启人智，又不能发人思，听之何益？不听也罢。此其一。不看对象，对什么人讲话都是一副面孔、一个腔调，甚至连语气都没有多少变化，既无感染力，更无吸引力，让人听了就不免要打瞌睡。此其二。一篇讲话，便是一顿指示，除了“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必须要”如何如何，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没有一点儿平等对话的姿态和口气。听众能够坐得住，不过是碍于领导的面子才勉强听之的。
至于说话人的人格魅力，可以看作是“说话”的外部因素。演员不是有“功夫在戏外”的说法吗？“魅力在话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来说，产生的效果却大相迥异，就是话外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我发现，事情都与人格魅力有关，而讲话所产生的效果似乎与讲话人的人格魅力关系更加紧密些。夏丏尊在谈到著名教育家、艺术家李叔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把李叔同绝佳的讲课效果归结为“人格背景”，而这“人格背景”的内容则强调的是学识修养。是李叔同的渊博学识与触类旁通增加了他“说”的感染力。这效果不是因为巧舌如簧，而实在是“肚里有货”的缘故。
人格魅力中还有比学识修养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身体力行”。说到“做”，自然便想到周恩来。周总理心怀国事，日理万机，但他深爱人民群众的感情可谓点滴不漏、无微不至。雨后行车，他嘱咐司机小心行驶，不要把街道上的积水溅到行人身上。西华厅墙外没有公共汽车站，开车停车、上车下车，动静很大，有人觉得会影响总理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里办公，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总理却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坚持不同意挪。在地震灾区，为了不让老百姓受风寒，他竟然迎风而立对群众讲话……那一件件小事加在一起，在告诉世人，他为什么那么有威信，他的话在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为什么那么有分量！
什么是人格魅力？它是一个人的品质、意志和作风所体现出的感召力、吸引力、感染力。人格魅力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足以震撼人们的心灵；人格魅力重于生命，因为有诗人臧克家的诗为证：“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生命终结了，人格魅力犹在。
人格的魅力说到底是道德的魅力。干部的威信与道德密不可分。优良的品德，是干部赢得群众威望不可或缺的硬件。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身正”者，德行好也；“令”者，话也。“行”和“不行”，就是这么个关系。说到道德魅力的重要性，有一句话不能忘记。那是但丁说的：“道德常常能够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难以填补道德的缺陷。”
看来，看似简单、谁都会的“说话”，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并非轻而易举，除非不在乎别人爱不爱听。
(武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