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她的骨灰就由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廖承志的解释并没有引用宋庆龄的原话。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是把身后的安葬完全看成“私人的事情”，于是安排与自己的父母及家人葬在一处。这也完全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逻辑。
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北方有句俗话，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在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与他举行婚礼的情形：
我的父母看到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1949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的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的女儿。”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说：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身处最高层的这位沧桑老者，即使乘风破浪之际，也难免对前程的波诡云谲不无隐忧甚至有某种焦虑。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遗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惯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武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