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问题是政治的首要问题。我国古代吏治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其中的精华对当代干部队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唐代思想家赵蕤总结历史上的吏治经验，提出：“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吏治“四环节”理论，即“服之以德——劝之以贤——惮之以废——待之以刑”。
第一环节——“服之以德”
古人懂得，人的行为是受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支配的，一言一行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道德问题是做人与当官的根本问题。因此，吏治的首要环节就是“服之以德”，即赵蕤所说的“陈道德以先服之”。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确立官吏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以此教化、制服各级官吏。二是居上位者自身须具备高尚的品德，“以德服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把道德教化作为吏治的首要环节来对待。从上古的“三皇”“五帝”，到后代的明君良臣，无不把“修德”作为立身之本、治吏之基。《尚书·康浩》告诫官吏们“克明德”，《尧典》讲“克明峻德”，都是说为政者先要能够发挥崇高而又善良的美德。到了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思想，其总纲可以归结为“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的中心就是讲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孔子不仅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吏治原则，而且创造了一个具有丰富道德内容的“仁”学体系，塑造了一个以“仁”为主体，包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在内的“君子人格”，从而为人们修身树起了明确的“标杆”和“航灯”。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从人才学的角度，阐述了“德”在吏治中的重要性，他在《才德论》一文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把“德”放在“帅”的重要地位。在“德”的教育方式上，古人注重“自我教育”，大力提倡“修身养性”，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同时，国家也广设庠、序、学，编印、教授《四书》《五经》等以德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对官吏进行系统教育，从而达到提高官吏道德水平的目的。质言之，古代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非常重视道德在吏治中的突出作用，创设了一整套道德规范和体系来教化官吏、制服官吏，从而为吏治清明、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古人所言的“德”与我们党所提倡的“德”在内容和境界上有着本质区别，但重视“德”在吏治中的作用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党执政以后，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但我们的“吏治”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从工作看，尽管我们一贯强调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但重才轻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从理论看，我们还没有提炼出简炼易记、系统严谨、涵盖深广的道德规范。从实际看，部分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很不适应党的事业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着眼于千秋大业，着眼于未来发展，提出一套简炼而具系统性、稳定性的干部道德规范，以作为人们的行为“标杆”和人生“坐标”，推动当代“吏治”实践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要采取得力措施，加大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
第二环节——“劝之以贤”
“尚贤以劝之”，就是尊崇、重用贤能之士，把贤能之士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为官吏们树立榜样，用事实来劝勉引导官吏。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吏治比较清明的时代，对各级官吏的选拔、使用，都非常注重“贤”。从管子到孔子再到墨子，从齐桓公到汉高祖再到清圣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都对“尚贤”进行过深刻全面的阐述和努力的实践，在我国吏治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管子认为，长治久安在于“任贤”。他在《管子·形势解》篇中说：“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他建议执政者必须“尚贤”，必须下大力气“求天下之精才”，“收天下之豪杰”。只有造成“济济多士”的局面，即把众多的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贤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才干，才能建功立业。孔子也大力提倡尊贤用贤，不仅把“举贤才”作为为政的基本原则，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举贤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这里，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以劝之”的思想。古人在吏治方面不仅系统地提出了“尚贤”的理论，而且在“尚贤”的实践中也为吏治积累了一些经验。古人一方面大量提拔贤人，以从正面劝勉、激励、引导人们；另一方面还采取得力措施防范不肖之徒占居官位，防备出现“废善扬恶”的现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凡贤者在位，就是吏治清明之时；大凡佞臣当道，也就是政治黑暗之日。这就为我们当今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我们应该根据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据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赋予“贤”以新的阶级、时代内容，正确把握新时期“贤”的标准，把那些焦裕禄、孔繁森式的真正贤才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在全社会形成尚贤、用贤、趋贤风气。
第三环节——“惮之以废”
惮：怕，使害怕。废：废除，停止使用。这里包括停职、降职、免职、换职等含义。古人认为，对官吏不教育是万万不能的，但教育也不是万能的。人是不断变化的，贤者可能变为不肖；同时，选才用人难免鱼目混珠，一些不肖之徒也往往会混进官伍之中。怎么办？“废不能以惮之”，即把那些不肖之徒、平庸之辈从官位上降下来或罢免之，以此来震慑其他官吏，使他们害怕被“废除”而注重操守和恪尽职守。严格来说，“废不能”是对官职的一种调整，是一种正常的上下左右流动，是一种因才适用式的用人艺术，还算不上惩罚。古人在这方面既有鲜明的主张，又有严密的制度，还有“无情”的实践。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名实论”，强调对官吏要“循名责实”，通过明确责任和实施考核，循“职”求“绩”即循名责实，在此基础上发现不称职者而“废”之。这个“循名责实”为考核官吏、罢黜庸人提供了客观标准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吏治的一个基本手段，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使用。诸葛亮在吏治上把“进用贤良，退除贪懦”作为一项基本方针，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知人善“废”。他严于吏治，对贪懦之人，一经考实，都要给予处理。如廖立是诸葛亮荐举的一名官员，但此人为官后品行不端，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而且“诽谤先帝，疵毁众臣”，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得知后，即上表弹劾，将廖立罢官。其实“循名责实”这种手段对革除目前我们干部制度上的一些弊端也有借鉴意义。我们当今的干部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干部考核制度不完善、不落实、不严格，往往流于形式。干部的“进口”不严，“出口”不畅，养成许许多多的“太平官”。其特征是重“进”不重“出”，重“升”“降”，重“用”“废”。一个干部升到某一职位后，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即使平庸也稳坐交椅。这些现象的存在，已经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因此，对干部除教育外，还要建立完善罢免、降职、辞退等制度，对那些“教”而不“化”的人，对那些德才平庸之辈，对那些贪懒涣散之官，要坚决地予以撤换和淘汰。
第四环节——“待之以刑”
古人认为，人的禀性各异，在官吏中总有一些人不受教化而走上邪路，对这些人最后就只有用刑罚对待他，该杀头的就杀头，该坐牢的就坐牢，正所谓“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古代有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刑罚”在吏治中的重要作用。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在用刑罚对待官吏中的“不从化者”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二柄》)韩非的“二柄”论尽管是为君主谋划的权术，但对吏治同样具有指导性。事实上这个“二柄”论一直在指导着古代吏治的实践，对中国古代吏治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历代历朝都把“刑”、“德”作为吏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与思想家理论性阐述相比，政治家侧重于“刑杀”的实际操作。翻开史书，严于治吏而开创伟业的记载处处皆是。可以说，吏治严，则官勤廉；官勤廉，则殊功建；吏治松，则官糊弄；官糊弄，则政权动。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干部面对的各种诱惑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诱惑和考验面前吃败仗的人也是不少的。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对干部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但仍有一些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干违法犯罪之事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关系。当前，党中央部署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一个英明决策，必将对干部队伍建设产生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但是，如果出现“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的情况，怎么办？这就要坚决实施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对情况严重的还要“待之以刑矣”。
从古人的吏治理论和实践来看，服之以德、劝之以贤、惮之以废、待之以刑“四环节”，是一个相互联结、相互依赖、层层递进、缺一不可的统一体，缺少其中任何一环，吏治就搞不好。“服之以德”是前提和基础，“劝之以贤”是关键和动力，“惮之以废”是告诫官吏之“警钟”，“待之以刑”则是悬在官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神剑”。只有把这四个环节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才能达到吏治清明、国泰民安的为政目标。
（武组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