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
串串新的内容。（11月13日《小康》）
“经济学家挨骂”在中国好像是一大独特现象。以至于一些媒体、社会研究机构以及社会舆论开始研究“经济学家挨骂”现象。为何挨骂？骂的是否有道理？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改革开放后，中国百姓对于经济学家的看法经历了由崇拜、信任到今天漫骂的演变过程。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马洪、宋涛等在我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为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稳定，各种社会矛盾相对较少的时期。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受到了全国百姓的信赖、尊敬甚至崇拜。相当一部分中年以上民众都读过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起步后，遇到了相当大的难度。一些从国外回来或者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把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提了出来，特别是国有企业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认可。一时，这一部分经济学家受到社会追捧，社会知名度、地位迅速窜升，甚至被视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被赋予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称号，比如：“厉股份”、“吴市场”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令许多社会人士羡慕的称号：“主流经济学家”。
这些所谓的主流经学家由过去的被热捧、崇拜到今天的被漫骂、指责，这个过程令人深思。
骂主流经济学家的首要原因在于民众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结果反差太大，把这些怨气都撒在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过去，主流经济学家说，彻底市场化改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百姓很快会过上幸福生活。民众都认为这确实是一剂灵丹妙药，都期望尽快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在经济社会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一部分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老无着落，甚至下岗失业，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百姓的整体财富和收入虽然增加了，但相对于物价的上涨速度，一些低收入者按照购买力标准计算实际收入提高幅度太小。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百姓把这些社会不公现象都怪到主流经济学家身上。百姓看到的现象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当初描述的那样美好，有点上主流经济学家当的感觉。
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曾遇到的。美国在上个世纪初期以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纯粹自由经济，纯粹市场化，使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而这个惨重代价，人民是主要的承担者。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因出现一些问题就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想法设法解决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腐败等问题。
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些问题提不出什么有效解决办法，只会说“是市场化改革不够、不彻底造成的”。他们甚至与民意针锋相对地为自己百般辩护，而不是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比如：茅于轼先生曾经在自己的著作里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利于富人的经济。如何使穷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享受应有的权力和保障？如何平衡、兼顾效率和公平？主流经济学家甚少提及。究竟怎样市场化才算彻底，难道回到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才算市场化了吗？恐怕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说不明白，这是经济学家遭骂的另一个原因。
主流经济学家听到骂声，还有一个原因是今天的媒体比过去开放了，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发表各种声音提供了平台。这是社会的进步。经济学家听到社会不同声音不是坏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等问题也决不能放任不管。市场化不是不要法制、监管，不是不要宏观调控，不是对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漠不关心。如果把监管、宏观调控等都说成是反市场化的，那么，这样的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也不是我们需要的市场化。
有人说，经济学家更关心效率，而政治家更关心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挨骂也属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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