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后殖民世界的农民问题
重新讨论后殖民社会中的农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做出的无数次预测那样，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群体的瓦解，使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工人。相反，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给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保留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提供了空间。
1982年，《庶民研究》第一部出版。当时，我开始从底层，尤其是从农民的立场对后殖民现代性进行批判研究。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认为，后殖民性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不再像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具有说服力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偏离。近几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惊人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对于学者而言，重新讨论后殖民社会中的农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并不是如前一个半世纪中人们做出的无数次预测那样，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业群体的瓦解，使农民成为了无产阶级工人。相反，我认为，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形式，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给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保留农业生产和农业文化提供了空间。
让我首先来谈论一下印度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2006年年中，加尔各答（Calcutta）市附近一个繁荣的农业区辛古（Singur）发生了动乱，起因是印度一个工业巨头———塔塔汽车公司在当地征用土地建造一家新的汽车厂。12月，一位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开始绝食，要求不能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即使是付给赔偿金也不可以，除非农民自愿放弃土地。这一事件很快举国皆知。虽然她在26天后结束了绝食，骚动仍然继续，即使在汽车厂开始建造后也是如此。
2007年1月，在奥里萨邦（Orissa）的卡林加那加（Kalinganagar）,被征用土地的村民试图拆毁塔塔钢铁集团一个正在建造的钢铁厂的围墙。警方向他们射击，13名抗议村民被杀。最近，在五月份，奥里萨邦附近的一个地区，韩国的浦项公司（Posco）在造另一个钢铁厂，三名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被当地村民劫持，他们提出条件要求浦项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再进入村子。
人们最关注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兰迪格兰（Nandigram），也在加尔各答附近。政府计划在那里征用14000亩农地建立一个化工经济特区。2007年一月，得到消息的村民们全副武装，把政府官员，警察和执政的共产党的支持者都赶出了这个地区，毁坏道路和桥梁，封闭了整个地区。在僵持了两个月后，警察和政府支持者试图武力进入该地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14人被杀。即使在政府宣布化工区将移址之后，这个地区还是很不安定。
如果这些事件发生在25年前，我们会从中看到经典的农民暴动的标志：农民阶级依附于土地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通过乡村群体文化和道德纽带联合在一起，以和平或是暴力手段反抗外在的政府或是基于城市的商业机构的代表。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在今天并不适合，原因如下：首先，过去30年，后殖民世界中政府技术的传播和政府作用的发展深化，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负责教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政府机构已然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内部。农民不仅依赖于这些机构提供上述服务，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学会了一些控制和迫使这些机构提供服务的技巧。政府，或者至少是政府机构，成为了农业群体的内在部分。第二，农业财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这种改革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首次不再直接面对一个剥削阶级，就像封建和半封建社会时期那样。这对于农民政治策略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第三，土地税和农业产出税不再是现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再如过去一般是获益性的。第四,随着城市和工业区的快速发展，农民拥有转向城市或非农职业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导致他们更贫穷或是迫使他们离开土地，更多是为了获取新机会和满足新欲求的主动的选择。第五，随着学校教育的传播和与现代通讯媒体如电影、电视和广告的广泛接触，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强烈希望不再过农民的生活，他们受到城市生活匿名性和上升可能的吸引，希望搬到城镇或城市生活，尽管这种生活是艰辛的，充满不确定性。
如何理顺政府与农民社会的关系
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特征，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
我喜欢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词来指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脱离的过程。毫无疑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正是这一关键的过程使得农业社会进入危机。对这种危机的分析产生了各种历史性的描述，这些描述的共同点是关于过渡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和农业社会一直处在过渡的过程中，不论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或是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然而，印度学者桑亚尔在他的新书《资本主义发展再思考》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他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后殖民发展而言，关于过渡的看法已不再正确。也就是说，尽管在后殖民社会中，资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但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过渡。为什么？原因与过去二十年中关于政府基本职能和可用技术的理解的转变有关。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的看法，即所有地方的人都应获得某种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不提供这些条件，其他机构，无论是其他政府或国际机构或是非政府组织，就必须做这些事情。这就引发了一个奇怪的过程：一方面，初级生产者如农民、手工艺人和小生产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的生产资料，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给他们提供一些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在原始积累的同时，存在一个抵消原始积累效果的平行过程。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所有农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意味着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要么土地被占用进行城市和工业发展，要么农民不再拥有进行耕作的资料。市场力量通常十分强大，迫使农民放弃土地，但通常是以政府的法律和财政力量直接强制他们放弃的。大多数政府使用征收权力获取建立工业和发展项目的土地，如果有一些赔偿的话，也只是形式上的。认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应被安置到新的地方或是过上新的生活的观点在那时很少得到赞同。早期工业化的技术条件制造了对于工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但今天的亚洲国家没有这样的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特征，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因此，没有政府重新安置的具体政策，农民可能将面临完全失去生计的困境。由此，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今天由于工业和城市发展而失去其生计的农民大量地要求重新安置。
我们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常常保护一些生产部门不受大公司的影响，这些部门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谋生的领域。这种做法可以被理解为预先阻止资本积累本身，其做法是阻止公司资本进入食品作物、蔬菜生产或手工品制造的领域。我们有很多例子表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向那些失去生计的人们提供容易获得的贷款，使他们能从事一些可以获利的职业。这些贷款的发放并不真正以收益或是贷款获得偿还为目的，而是为借贷者提供生活的需要。我们中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样的故事：孟加拉农村的妇女们组成小组从银行贷款，从事一些小生意来补贴生计，并在偿还贷款中互相监督以使她们能获得新一轮的信贷。
最后，亚洲国家的大多数政府都给那些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满足基本消费需要的人群提供直接的帮助。其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扶贫项目，或是提供就业，甚至是直接的食品援助。例如，在印度，政府给在贫困线下的人们提供有补贴的谷物，对需要的人提供一年中最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以及农村学校中学生的免费膳食。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最后一个直接提供消费需要的例子，大部分其他做法都涉及到对市场的干预。这是现在的农业生活与传统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除了一些边缘产业，亚洲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都已完全融入市场经济。与几十年前不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家庭生产可以被认为是只为自己生产或是只在地方社区中进行非货币化的交换。我们接下来将谈到，这一点对于农民政治文化条件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必须指出，基本的生活需要并不是指一定量的物品，而是一种由环境决定的在社会中形成的感觉，它保证人们可以过一种有一定价值和自尊的体面的生活。基本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随社会处境、文化环境和时间的改变而不同。家庭所期待的最低医疗保障水平、子女接受教育的最低水平，同具体的食品、衣服和家庭生活品一样，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经济快速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城市中产阶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愿望与公司资本财富紧密相连，于是，一种强大的趋势开始出现，即坚持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共场合和机构建立秩序，并对非正规部门和政治社会的杂乱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宽容。
下面我将继续谈谈我对二十一世纪农业社会的分析。今天，农业生产已经深入市场，其投资和回报受到资本操作力量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生产与农村市场、小城镇甚至是大城市中的生产、贸易和服务有着许多联系。
让我先举一个大家熟知的非农业、非正式部门的例子，再来谈农业社会。我们许多人都很熟悉亚洲城市中的街头摊贩。他们占据街道，常常违反城市法规，建立永久性的摊点，利用水电等市政设施却不纳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生意，他们常常结成联盟来对付政府、警察、银行等信贷机构以及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公司。这些联盟通常很大，他们经营的贸易额也较大。很明显，在一个公共的匿名的市场情况下运作，小贩们必须追求盈利。但为了确保每个人的生活所需，这个协会通常会限制在某个地区经营的小贩的数量，并阻止外来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例子表明，假如一个地方的生意非常兴隆，那么小贩们也并不像公司资本家那样，继续积累自己的财富，而是同意新的伙伴的加入。
我将政府对于街头小贩、非法占地经营者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形式称为政治社会，这些人生活在合法性的边缘。在政府眼中，这些人并不是正当的公民，并不是有着恰当组成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某个具体的人口群。与这些群体打交道，意味着对各种非法行为的默认。因此，政府机构常常将这些案例作为特例处理，这样总的规则结构便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于是，非法占地经营者获得水电的供应，但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与正规的合法经营者不能归为一类。街头小贩们可能被允许在特殊条件下经营，以使他们与正规的守法纳税的商店区别开来。所有这些都使得政治社会中这些人群处在不断的谈判中，谈判的结果从不确定，也没有永久性。即使他们的权利得到承认，也从未被他们实际拥有。
将政治社会的这个问题和我前面谈的近几十年里亚洲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联系起来，我想提出下面的看法。市民社会中公司资本占支配地位，而政治社会则是非公司资本管理的空间。过去二三十年间，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资本家，在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现在的表述是要求国家经济增长保持高速以及公司资本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它在市民社会中，即对城市中产阶级有重大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教育、职业和社会愿望都和公司资本财富紧密相连。一种强大的趋势开始出现，即坚持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公共场合和机构建立秩序，并对非正规部门和政治社会的杂乱世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宽容。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有一种模糊但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快速增长将解决贫困和机会不平等等所有问题。
基于我前面谈到的非公司资本的逻辑，这些组织的功能正是在市场规则和政府管理中成功经营，从而保证其成员的生计。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都是创新的，也必须如此，因为合作运动或是社会主义集体组织的历史都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小规模的私有财产有强烈的依附感，同时，人们也愿意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脆弱的生存基础，这一基础一直受到不断增长的公司资本的力量的威胁。然而，从印度的例子，我们发现，至少在目前，这些非公司资本的组织在城镇比较强大，而在农村地区相对薄弱。这说明，在城镇中，非公司资本组织已经发展出较为稳定和有效的形式，并能够用政治社会的手段动员政府来维持非正规部门城市穷人的生活，而由农民和农村劳工组成的农村穷人，仍然依靠政府的直接支持维持基本需要，还不能有效有组织地利用农业商品市场。很明显，这将是亚洲国家农村将面临的主要挑战。
重新定义农业社会的新特点
农民们会指责一些官员或政治代表偏爱城市，不顾农村，这种针对国家机构的指控不是针对剥削，而是针对歧视。这给农民政治带来了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对农业社会的经典理解中是缺失的。
印度社会学家古普塔（Dipankar Gupta）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谈到变化中的农民生活的上述特征，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构架来理解当代农村社会。他重点强调了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村居民中从事非农生产的人数的激增。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古普塔提出了“正在消失的乡村”的概念。我认为这个结论有些过于仓促。他只注意到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即不可避免的原始积累的那一面，而没有考虑到另一面，即政府政策的领域，其目的在于抵消原始积累的效果。在这个领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得到并将继续被重新定义。
我前面谈到，国家或政府机构，也包括承担政府职能的非政府组织，对农业社会来说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个体。这将带来几个结果。首先，大多数人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给穷人，包括农民，提供各种福利和发展功能是政府的必要任务。农民认为，健康权、教育权、对农业的基本投入以及提供生活必需品，是政府机构应尽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和农村的政治代表不断被要求提供各种福利和资助，这也意味着农民开始学会在政府系统的层面上运作，在适当的地方施加压力，或是通过谈判得到更好的条件。第二，政府机构对这些要求的反应通常是灵活的，基于成本和回报的计算的基础上。在许多情况下，其策略是将寻求福利的人按其具体人口或社会特征分散成小部分，这样就可以有灵活的政策，不是把整个农村人口看作单个的同一的群体，而是把它分成更小的目标人群，其意图是分解要求得到利益的人，同时分散针对政府的反对情绪。印度最近发生的工业占领土地的骚动最明显的特点是，村庄中有许多人没有参加骚动，因为他们更愿意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第三，对于寻求和给予福利的灵活政策使人们可以进行谈判，这在要求得到福利的人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精神。农民们现在面对的，不再是地主和商人等直接的剥削者，而是政府机构，他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利益。因此，农民们会指责一些官员或政治代表偏爱城市，不顾农村，或是某个部门的农民提出自己受到歧视，而其他地区或种族背景的农民，以及忠于某个政党的农民得到了好处。这种针对国家机构的指控不是针对剥削，而是针对歧视。这给农民政治带来了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对农业社会的经典理解中是缺失的。第四，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有其战略和策略不同，今天，农民暴动中暴力的使用似乎更加经过计算，几乎有着实用主义的逻辑，其目的是引起政府对具体的问题的注意从而获得恰当的政府的帮助。他们使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略来获得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特别是媒体的反应。这可能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农民政治本质中最重要的变化。
至于农业，情况不是很明朗。小农业已完全被卷入了市场体系，并深深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威胁。农民们对公司组织有一种陌生感和怀疑心，他们不能应付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更擅长获取政府的帮助。过去几年中，在印度有几百起农民自杀的案件，原因是他们无法以预期的价格出售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结果巨债缠身。农民们感到他们销售经济作物的市场受到强大的神秘力量的控制，而不受他们的控制。城市非正规经济中非农业部分许多组织能够有效对付公司，得到商品供给并进行销售，但农民们还不能够建立相似的组织。农业管理这一块，也即并非作为自我消费的维持生活的生产，而是作为非公司资本的领域，仍然是一个挑战。对这个挑战的政治反应将决定二十一世纪农业文化的未来。（帕沙·查特吉/该文是作者2007年6月15日在“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上的演讲，该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