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力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村民自治与乡镇改革的推进，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成果愈来愈多。但从已有研究工作看，从政党的角度研究乡村治理问题的成果很少，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也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研究。事实上，政党在中国政治过程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得以将长期历史以来数亿农村人口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中来，恰恰得力于政党向乡村社会渗透，是政党而不是其他组织成为农村整合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政党在农村的基层整合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创新。本文试图从“政党下乡”的角度，就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政治整合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组织与动员：政党下乡
在中国，农民社会是一个分散的而不是组织内分化的社会。要将一个“一盘散沙”的农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仅仅依靠外部性的政权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得以成功地进行乡土政治整合，得力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通过政党对农民进行组织与动员，从而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党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亨廷顿看来，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揉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此外，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代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其中，政党组织发挥重要的政治整合作用。其主要功能一是将分散或分化的社会力量组织到政治共同体中来，二是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引导和推动他们参与政治生活。亨廷顿因此指出：“没有组织的参与就会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之路。能一身二任的政党和政党体系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在中国的国家转型中，其主导性力量就是由新兴精英人士组织的现代政党。作为现代中国的创立者，孙中山在以革命建构国家的过程中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认为，只有“全国人民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正中华民国。”其核心是要“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 当然，现代政党产生于新兴的城市。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是统一中国，建立中央政权。因此，由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活动主要活动于城市，尚没有渗透到乡村。而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如果农民不能有效地组织到新兴国家体系中，国家政权就缺乏巩固的基础。亨廷顿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乡村动员，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总的来看，国民党是一个上层人士组成的精英型而不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未能将乡村动员起来支持国民革命和之后的民国政府。
当国民党的活动限于少数城市时，后崛起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注意将其活动延伸于乡村。尽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城市精英组成的，但由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因此将组织和动员广大的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1923年，中共“三大”的党纲指出：“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三大”还第一次作出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0年代，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发表《土地与农民》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923年，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弓仲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他回故乡河北省安平县发展党员，着手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弓仲韬回到故乡台城村后，首先在村中创建了“平民夜校”，以教农民识字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引导农民筹建了农民协会，从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并发展本村青年农民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弓仲韬和这两名新党员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简称“台城特支”），直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弓仲韬任党支部书记，弓凤洲为组织委员，弓成山为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是现代政党下乡的开端。
1920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农民的革命性，并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１９２５年６月，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韶山冲，毛泽东介绍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４人加入共产党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随着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在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因此中国共产党中的农民比例占绝对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更是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黄宗智认为：“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当然在与国民党斗争时期已经开始，双方的斗争促使各自向社会的基层纵深发展，但是只有1949年共产党获得最终胜利后，它才能在新解放区充分建立党的机构。”虽然，革命胜利初期，为防止投机分子入党，中共领导人对于在农村发展党员持谨慎态度。毛泽东在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在当时，国家意志主要通过政权体系和各种外派的土改工作队向乡村传递。但是，政权体制毕竟是一种外在农民生活的权力架构，外派的工作队也不可能长期驻在乡村。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仍然处于分散化的状态。土地改革后，国家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而仅仅依靠政权体系的少数人组织农民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合作化运动中，党的组织开始从乡向村庄延伸。1954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作的《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新区约有相当一部分乡村没有中共党员的支部，这种乡及党员过少的乡，均应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随着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合作社和行政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就全国而言，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是1956年和1958年。”这正值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两次高潮时期。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党的支部由行政乡一直延伸到村庄和生产单位。“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都是为了推动分散农民的组织化。
人民公社体制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而且进一步确立了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党政合一”、“党经合一”的组织体制。公社设立党委，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生产小队设立党小组，由此形成党的组织网络。党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高度重合，党的书记全面负责并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公社和大队管委会等组织处于“虚置状态”。只有在作为直接生产和核算单位的生产小队，生产队长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随着公社体制的松驰和家庭经营体制的建立，农村社会一度出现了分散化倾向，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因为失去生产单位体制的支撑而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这一状况引起了中央的担忧。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改变软弱涣散的状况。当然，公社体制废除后，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的党组织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党支部由建在生产单位回归到建立在行政区域，即行政村。二是建立了村民委员会组织且实体化。面对这一状况，国家力图以法律的方式确立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以发挥其组织农民的作用。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农村党组织的建立意味着诞生于城市的政党延伸到农村地区，并由一个城市精英政党转变为草根性政党，从而将历史上一直外在于政治体系的农民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使之成为政权的稳定基础。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到政党体系中来，并动员农民参与实现党的纲领的活动。
农民是一个分散的且外在于政治的社会群体。建构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这部分人组织起来，以此整合到政治体系，并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的。列宁在1905年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保证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强调组织建设，要求将党建设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这种政党具有“誓约集团“的特性。只有那些承认党的纲领并愿意为实现党的纲领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才能成为党员。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约束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正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才能将高度分散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并为党的目标服务。因此，政党下乡的过程，就是政党组织向乡村渗透，并将农村社会政党化的过程。由于中国的国家转型是通过以党建国，以党领国的方式进行的，农村社会的政党化就意味着通过政党组织寻求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政党下乡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农民。农村党组织的建设不仅是将那些愿意为党工作的人吸收入党，更重要的是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去组织农民。由此改变传统农民的分散性和狭隘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团结力”只止于家族，农民只有家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但他没有找到一条路径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组织延伸到乡村社会，才使农民政治化、国家化，农民正是通过党的组织才以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的方式团结起来，从而突破传统家族共同体的局限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数十年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仅每个村都建立有党的组织，每个村都有若干数量的党员，而且还建立有青年团、妇联、民兵等功能性、群众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直接隶属于党组织，但比党组织的群众性更强，人数也更多。由此形成一个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政治组织网络。农村的每家每户（除在一定时期被视之为敌对分子的家庭以外），几乎都有党员、青年团员、妇联成员、民兵等政治组织的成员，传统农民也因此获得政治组织身份，并受到政治组织的内部纪律的约束。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来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活动，并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由此将广大分散的农民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并置于其领导之下。中国社会的“团结力”也因此得以超越家族，进入到更广阔的国家共同体。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在一个高度分散的农村社会迅速建立，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性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取代国民党而长期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正如亨廷顿所说：“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