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发布日期:2007年12月14日 来源: 互联网 点击次数: |
提起苏共二十大，大凡经历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苏公开论战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人走向修正主义的起点。而讲到中共八大，人们的共识是：迈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似乎从１９５６年开始，中苏两党所走的道路就完全是相背而行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应该说，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提的“以苏为鉴”，既包括接受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教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启发），也包括受到苏共领导人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因此，实事求是地弄清苏共二十大与中共领导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关系，对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
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召集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八大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１５年同时争取１５年以前超额完成。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１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明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
把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八大的中心思想，刘少奇是同意的。但具体工作，并不是盲目行事。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前，刘少奇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接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高潮。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供、产、销之间的链条出现脱节，造成了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因商业网点合并，给人民生活造成不便等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不引起刘少奇的高度注意。他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原有轻工业、个体手工业好的传统技术不能丢；要用刺激消费，来促进生产；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要学会做生意；要重视运用市场调节；要重视新技术，重视人才；建设的投资重点，对沿海地区也不要限死等发展经济的思路和意见。这说明，刘少奇发现的问题不是什么“右倾保守”，而是考虑如何更有利于发展经济的问题。
然而，对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刘少奇当时也还是有点拿不准。据邓力群回忆，政治报告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起草。刘少奇看了陈伯达搞出的初稿后不满意，“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邓力群说，在起草过程中，“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１０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概括说：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苏共二十大的启示
提到《论十大关系》，人们往往是从毛泽东听取中央３４个部门的汇报说起。有学者还指出，建国之初因缺乏经验，搞建设不得不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毛泽东对“抄”并不满意。经过从１９５３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实践，苏联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工作中的错误后，毛泽东“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显然，人们在这里忽视了《论十大关系》还受到苏共领导人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后到苏共二十大期间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发。
历史事实是，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逝世后，鉴于苏联全国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等严重状况，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就已感受到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并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就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马林科夫在１９５３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３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的最初尝试。由此，采取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等等一系列措施，为苏共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在宣传上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
１９５３年，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还未受到干扰。因此，苏联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并未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过多注意；而苏联出现反对个人崇拜的迹象，则迅速受到关注。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根据张闻天的指示，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干部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记者合写的《苏联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两份材料，报送中共中央宣传部。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调研材料。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将此材料批给刘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
但到１９５６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注意。苏共二十大总结几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无疑为中共领导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谈到国内政策时说：“党在这几年中，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作了一个批判的估计，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措施，以便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保证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的进展。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勇敢地揭露了经济上的、政府中的和党的活动的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打破了过时的观念，坚决扫除一切已经陈腐的、阻碍着我们前进的东西。”
关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有的学者概括了七个方面。其中六条是经济问题，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采用一切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工业布局，加快远东地区的开发，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消除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第七条属政治层面，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人民日报》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为题发表社论，对苏共采取的上述措施作了高度评价。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毛泽东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的谈话，多次联系到苏联的经验教训，并逐步归纳成十个关系。《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在听取３４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对比前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有关重、轻、农的关系，工业布局，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几个层面的问题，苏共二十大都提出来了。
当然，苏共二十大只限于具体政策的调整，而毛泽东则从理论高度，对问题作了概括和辩证分析。至于政治层面的几个关系，显然是毛泽东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动，为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创造。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所说的“以苏为鉴”，是包含了吸取苏共二十大提供的经济改革的一些积极因素在内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