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而绵延多年的高关注度，则使有关于此的“研究和分析”汗牛充栋。
这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我们企图“出新”的巨大陷阱。
事实上，就在笔者于三组《瞭望》新闻周刊专题调研中遴选当下理应关注的“收入分配”主线时，始终困扰于三点：一是这一被关注了十多年的老问题，目前到底解决了什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一问题有了怎样的最新演变？三是解决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隐含在这两年密集出台的“和谐政策”中，比如城市最低工资，比如社保全覆盖，比如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比如引发争议的《劳动合同法》颁行，乃至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
无疑，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底层焦虑，但相对于那些暴发式的财富窜升者(比如房地产商，比如垄断企业随便一个中层干部，比如煤老板、油老板)，即便是有高等学历，在竞争性行业兢兢业业本本分分挣钱的“中产”们，也常常深感自己在“金字塔”中的不断下沉，更何况数量庞大近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大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新演变，仔细阅读会发现其在本组专题中若隐若现。比如“不合理分配格局渐呈固化”，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企业分配向资方倾斜”，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等，这些本该被系统梳理，但受限于调研条件而略显零碎的内容，实际上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诸多体制弊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渗出的“结石”。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解决之道”的答案，则体现在有关专家对“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厘清之后，即目前引起人民不满的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机会不公”和“竞争过程中规则不公”所致，比如权钱交易，比如以属于全社会的廉价资源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行业等。
机会公平，也即起点公平，当然会极大减少不合理收入差距；那些因勤奋程度和个人禀赋不同形成的适度收入差异，则有益于社会进步；而在公平起点上由先天差异造成的过大收入悬殊，则恰恰是二次分配及社会救助的工作范畴和存在理由。
这样的分析之后可知，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解决之道，即是通过深化改革，革除那些源源不断形成“机会不公”和“过程不公”的体制机制弊病，而不是“仅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把问题弄得越来越乱”。
革除体制之弊，当然首先是政府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