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俞可平:中国道路与政府改革
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预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一个甲子时，得以展现。
2008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亦是改革开放30年。
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凭借经济腾飞的奇迹，迎来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关注。中国的改革探索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
21世纪后获得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带着“各种矛盾的集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道路。
就此，本报专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他同时担任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此前他撰文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在俞可平看来，“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趋势有机结合。
关于“中国道路”对于“全球价值”的贡献，俞可平将其总结为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俞可平还说，民主与民生，是共和国腾飞和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不可偏颇。
“中国道路”促进文明多样性
《21世纪》：有些专家认为，从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俞可平：可以概括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不过我不太同意用“北京共识”的概念。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讨论受到了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
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近30年时间内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