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在六十多年前了，鲁迅先生发表了杂文《拿来主义》，对“中国一向的关门主义”及“碰了一串钉子后的送去主义”很是畅快的批判了一番，并提出了“拿来主义”。或许看来自此国人的民智确是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先贤故哲自此也确是拿来了科学，拿来了民主，拿来了市场经济，但似乎在实际上我们拿来的却不止是这些。
我们“拿来”了非精英主义，把它发扬光大，有了我们所谓的草根文化、反精英文化。于是乎教书匠真的成了臭老九，知识份子也在草根的口中戏虐作了“吃屎份子”；于是乎大学也放弃了知识教育的天职，下凡民间进行职业教育；于是乎求学成了求职的前课，师道成了古文似的死去的词汇。相反的，则是恶搞代替了说教，戏说代替了纪传，民间的叫嚣代替了专业的批评。诚然记得许地山先生《落花生》中的平民主义精神教导我们“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我当然也是深深认同的，但至于如今要让“有用的，而非伟大、体面的花生”绽放枝头，我想那自然也是不合适的吧。
同样，我们“拿来”了娱乐主义，同样的发扬光大，有了现如今的娱乐产业。于是乎娱乐成了民生必要，以至于新闻中也需得报道娱乐；于是乎丑女也不再忌讳多做怪，坚信娱乐大众是基于民生实务；于是乎眼球成了潜在的商机，道德标准则可以本着“物质第一性”的理论让位下来。我倒是不反对娱乐的，但是于娱乐主义，却是不敢赞同，就像我喜爱胡适，而不太能接受胡适主义一样。至于娱乐产业，那倒更似一种以“愚”民为乐的生意，最典型的莫属短信投票这一笔了，好在文化部已经叫停了，否则相信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娱男娱女”们拨动着手机为人家送钱，想来这感觉怕是和抽大烟也是差不多了，然而这却又确实是我们自己“拿来”的。
或者说我们也“拿来”了不少好东西，像是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业之类，的确真的是好东西。但每当看到报上披露国产某电器如何的存在质量问题，看到媒体上报道电视直销的国产手机如何夸大功能，看到飞驰在马路上的豪华轿车，无论合资还是国产品牌都同样的是一颗外国的“芯”，不禁要问，我们真的“拿来”了吗？或者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看来”或是“借来”，至少远不是“拿来”，更勿论“拿到”了。
且不去做过于苛刻的区分，我们的确“拿来”了很多，但我想，于我们，真正要“拿来”的东西，似乎我们还没有“拿来”。自由言论的精神我们没有拿来，严谨独立的学术精神我们没有拿来。或者是我的见识不广，然而至少在这些年里，我是少有听见过不合时宜的讲话，也少有见过“将无所用”亦无所利的研究。大会的举手表决往往形同点名，总是一个不少；课题的申报往往类似商业企划，总要顾及经济利益。而自由的言论，独立严谨的学术精神实在是发达国家强大的根本，翻看近现代的世界历史，领导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英国、美国，甚至是维新成功的日本，都明显的具备了这两种精神。而我们呢？虽然有自由言论的体制和环境，但于个人，却没有自由言论的精神，虽然有高等教育及科研学术的机构，但于制度，却不利培养严谨独立的学术精神。这或许是需要时间的，但也实在是让人着急的，因为这两种精神若不切切实实的“拿来”，中国之于欧美发达国家，就像是和乌龟赛跑的阿喀琉斯，任凭他再有强壮的体魄、坚定的毅力、迅捷的步伐，却总也超越不了乌龟，更何况欧美国家简直就是龟兔赛跑里，那只胜过兔子的乌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