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职务分工情况。此举受到了市民热捧，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但是由于公布的都是办公室固定电话，可能存在外出办公等情况。当记者在上班时段拨打有关部门35个副局长的电话时，结果仅13名副局长接听电话。（2月19日央视国际）
昆明报纸公布领导电话的消息问世时，不仅“昆明纸贵”，当地政府也赢得了极高的美誉。遗憾的是，公众尚未从激赏和欣慰中缓过神，已有“噩耗”传出——拨打35个副局长电话，多达22个无人接。如果说孤证不足为凭，另据台海网2月18日讯，台海网记者根据《昆明日报》前天公布的昆明市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打了四个电话准备采访此事的反响，结果只有1个电话有人接听。再据《东方早报》2月19日报道，昆明公布领导电话调查：五部电话接通四部。
如此境况，令人诧异，更令人黯然。
这是笨拙的玩笑还是善意的恶作剧？这是可爱的作秀还是恶意的糊弄？无论如何，领导电话拨不通，或者说拨不全通，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轰轰烈烈的公布电话只是摆设，只是作秀，只为哗众取宠，只是政府部门一次煞费苦心的形象工程，受到羞辱的不止是公众，受到戕害的不止是那些怀有善念的购买者，政府公信力不然透支，甚至坍塌。曾几何时，当领导电话甫一公布时，已有人怀有悲戚之情，很多人不敢怀有奢望，毕竟，公布电话是一码事，能否真正解决公众吁求是一码事，公众能够将监督落到实际也是一码事。如今，连电话都拨不通，一切猜测已成谶言，又遑论其它。
电话到底无人接听？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公众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当初，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要求昆明副处以上干部要向社会公布电话、接受监督的讲话中已提出，一些部门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四不”“四浓”习气：一些部门全局观念不强，部门意识很浓；群众观念不强，官本位意识很浓；责任观念不强，权力意识很浓，诿过揽功，逐利扯皮；服务观念不强，老爷意识很浓。应该说，这些指陈有的放矢，一针见血。如今，回味仇和的讲话，联系到电话无人接听的现状，可谓一脉相传，实属必然。既凸显了政令不通，也验证了“四不”“四浓”已成痼疾。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领导电话公布伊始，有人假装不安地称，公布电话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机关或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如今，再体味这句话，不免哑然失笑。害怕骚扰是先见之明还是为以后不接电话找好借口？害怕骚扰实乃经不起推敲，谁没事撑得慌骚扰堂堂官员，据悉在国外公布领导电话已是常态，也没闻久经骚扰之苦的报道。再以110为例，110也是公共资源，受理急、难、险、重报警及求助、投诉，但有多少人无故拨打？其实，说白了，拿害怕骚扰说事，实际上为日后不接电话寻找一个可笑而肤浅的理由而已。
电话无人接听，若放在大环境下审视，并不离奇。当初，政府电子信箱、市长热线、市长信箱等等，在各地遍地开花。与公布领导电话的原理一样，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政府直接了解社情民意，也有利于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直接表达诉求以及反映问题等，还有利于监督政府部门的工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些地方，市民频频写信，却如石沉大海；有的市长信箱是个摆设，无人打理。更荒诞的是，在某地，市民热线竟然欠费停机。由此可见，公布领导电话会否重蹈覆辙，值得观望。这是制度的不幸还是倡导者的不幸？透视一系列官民互动渠道的夭亡，实则隐喻了制度构建得不完善，或者说惩处机制得不健全，公民监督体系的无能为力。
回望该事件，已有一些端倪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当初公布领导联系电话时，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没有必要的惩戒细则。如果领导不接电话，如何惩处？如果领导敷衍塞责，如何惩处？如果接了电话不办事，如何惩处？当然，如果老有人无端打骚扰电话，又该如何应对，会否像110一样，设置相应的法规对拨打骚扰电话的人予以处罚？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考虑，否则，一些惯于作威作福的官员哪有精神接听市民电话。惟有如此，才方可解除公众的后顾之忧。
期待昆明的新政能够实至名归；期待有一天，昆明不再“纸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