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是人类共同的特征。以笔者之见，这个世界上一辈子不做梦的人还没听说过，至于猫啊狗啊毛驴啊是否做梦，也不十分清楚。因为梦仅是一次次的神游而已，并不是现实，所以中国语言中便有很多与梦有关的说法：醉生梦死、庄生梦蝶、白日做梦、梦里南柯、同床异梦、梦寐以求、痴人说梦、楚梦云雨、夜长梦多等等。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春秋大梦”了，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各路诸侯为称王称霸而穷兵黩武，但是最后费尽了心机，成功的也没有多少，他们感叹这段经历就像一场梦，到头来是一场空。以后人们用春秋大梦来形容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想法。大抵就是“白日梦”、幻想的意思。还有人说“春秋大头梦”，乃是暗讽那些不根据事实和实际做事的人。
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黄种人的肤色与白种人不同，中国的文化与别国不同，中国人的梦与法国人也不同。前两年，有人对法国的青少年作过一次问卷调查，选取男孩女孩各100人，让他们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在时空隧道里穿行，你最愿意选择去哪个时代旅行？”问题给出了六个选项，结果选择“我们这个时代”的有92人，选择“公元2300年”的有35人，选择“法老时代”、“中世纪”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总共有73人。后来这个问题被移植到中国，中国青少年（男女亦各100人）中，选择“我们这个时代”的有8人，选择“公元2300年”的有75人，选择“大唐盛世”的有69人，选择其他过去年代的48人。这个结果与法国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有类霄壤之别。不难看出，法国青少年更愿意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而不愿选择未来的“公元2300年”，而中国青少年则恰恰相反，他们鲜少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而更愿意活在遥远的未来。
对于未来，中国人是相当乐观的，这有它牢固的思想基础。在中国文化中，未来被认为是绝对美好的东西，它是现实无奈和困苦体验的最经济的虚拟补偿。在中国社会中，未来被赋予太高的期望，从大同社会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那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前景，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核心力量。我们的许多科幻形式，无疑都在表达一个完美的理想，让所有的青少年兴奋与乐观。有学者称：这种朴素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颇有联系（江晓原：《科幻：从悲观的未来想象中得到教益》，《解放日报》2007年10月21日）。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数以百部计的外国科幻小说和电影，从1895年英国作家韦尔斯的《时间机器》里“未来的文明人”被养肥后猪一样杀掉，到2002年《撕裂的末日》每天必须服用特殊药物的极权统治，还有《我们》（1920）、《美丽新世界》（1932）、《一九八四》（1948）、《罗根逃亡》（1976）、《银翼杀手》（1981）、《V字仇杀队》（2001）以及《人类之子》（2001）这些风靡一时的科幻作品，都将未来世界看作是蛮荒、黑暗、荒诞而悲惨的。它们颠覆了未来和天堂的关系，建立起“反乌托邦”的传统。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是对于未来的幻想，我们是乐观得冒鼻涕泡儿的，而欧美等国却是一例的悲观和惨淡。有人或许会以此得出许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论，但那只是乞讨者摇尾儿谄媚的惯技。其实，对于未来的幻想折射出一种对滥用科学技术的担忧。
在中国，很少有人愿意去考虑科技的负面价值，更不愿去考虑滥用科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像《泰坦尼克号》中那对船头迎风开怀的青年，他们沉浸在科技带来的美妙旅程之中，体验着壮阔的海天美景，盼望着一份美仑美奂的爱情神话。而事实上，科学技术就像那艘豪华的、当时世界NO．1的泰坦尼克号，不仅是加速度的，而且是难以阻挡和遏制的。人们从登上它的那一刻起，便失去了发言权和自主权而无法控制它的速度和方向。
诚然，登上泰坦尼克的时候，在它没有造成遭难以前，人们是兴奋的，乐观的，正如中国人的春秋大梦；但它一旦失控，便是无法后悔的浩劫和毁灭。因此，悲观的态度和立场更有助于产生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做梦，人家在思考。我们在放纵，人家在关怀，我们在麻痹，而人家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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