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定，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之—，就是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使党始终成为坚持民主执政的执政党。这是一次新的历史性的破题。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民主一直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今天，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尺度。如果用两个概念来概括当今人类生活的基本风貌的话，一个就是发展经济，一个就是发扬民主。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民主，都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对于国家对于政党，民主是一种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民主是一种信仰。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毛主席非常干脆、毫不含糊地对黄炎培讲：“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主席的话一针见血，讲到家了。中国共产党要保持生机和活力，跳出和打破历代统治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民主执政之路，走民主监督之路。
毛泽东指出的这条民主新路，为我们党明确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指南。最近，胡锦涛同志对这条新路又作了新的进一步阐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焕发建设国家的强大创造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风的必由之路”。胡锦涛同志讲的这四个“必由之路”，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仔细研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的讲话、谈话，使人明显地感到，这一时期，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充满了一种革命的激情。1985年，有一次他在向非洲客人介绍国内情况时讲：“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把民主问题放在了首位，决不是随意的。到了1986年，他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大、最终，邓小平把这样最高级的词，都用在了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用在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
邓小平在我们党内，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常常把邓小平定位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位总设计师在设计现代化的战略框架时，是把民主政治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支柱来进行设计的。邓小平为我们所设计的现代化的战略框架，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的层面，物质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调整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是思想文化的层面，人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实质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实现人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的现代化，调整的是人自身灵与肉之间的关系。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在物质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还有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制度的层面，制度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我们现在搞的各种体制改革，就是进行的这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制度现代化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政治文明，调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缺少了上述其中的任何一化，都不是邓小平总设计师设计的、我们党所要全面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民主的经典涵义，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中，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使人民中的多数亲自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的存在，他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必然导致权力腐败。这是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铁的规律，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政党，无论什么政权，概莫能外。我国近年来党和国家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结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更加清醒地使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告诫我们“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
我们传统政治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首先假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官越大越高尚，直至神明。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因此，必须变革传统政治体制的设计起点，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党的干部都当好人，要监督机制还有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才能使我们党的干部受到外部的压力和外在的制约，去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才是民主执政的真谛。
“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
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权力监督机制，它的实质还在于，权力监督机制作用的实现和真正发挥，必须有政治透明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说明，在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中运行的各种权力，不允许是秘密的，或者说是不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在一个实行愚民政策的、政治神秘化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是无法受到有效监督的，正如列宁说的那样，“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这恰恰是民主与专制的一个区别。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民主执政体制来说更为重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我们的监督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它所应当体现的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和国家各种权力的运作，对人民必须是公开的，对社会是透明的。今天我们讲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政治决策公开、政治活动过程公开，都是民主执政的公开性要求。
（临组荐自《依法治市综合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