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二口镇马家堰村党支部书记 伍成宪
我是一个来自山窝窝里的“土包子”支书，今天能在会上发言，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鞭策和鼓励。下面，我从以下四个方面向大家汇报：
一、讲党性，非常时期走马上任
说起我们港二口镇马家堰村，晓得的人马上就会想起几句顺口溜：“马家堰呀马家堰，十个年头九年旱，个个都是穷光蛋。”这是几年前对我们马家堰村的真实写照。全村1100多亩耕地，880多口人，就因为地理条件不好，严重制约全村的经济，不但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且村级负债达20多万元。村里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这非常时期，乡党委要求我出任村支部书记。说句老实话，要说我是为了钱、为了官，说什么我也不会接这个乱摊子，踩这个泥潭子，碰这个蜂窝子，我心里想的还是为了对得起入党宣誓时那一段八十个字的入党誓言。
要说我当这个支部书记，也难怪人家说我是有官瘾，前八辈子没有当到过官。任职前我个人有一张车，每年开车乱不堪都可挣到几万块钱。而要当这个芝麻官，也的确有些想不通。当时村里负债多，提留收不起来，春征农业税又急待上缴，都说我是“和尚给泥菩萨捶背──没得路干得哒”，有的村民甚至喊着我说：“伍成宪，你是不是想到村里捞几个哟，这么想当官”。年近7旬的父母也指着我的鼻子说：“蠢货，你莫搞那路啊，一陷进了，就扯不出来哒。”妻子也跟我闹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我高中的同学也从深圳打来了电话，要我到他办的电子厂去当生产厂长，月工资3000元，而且用特快专递把聘书和去的路费都给寄来了，就只等我去上任。当时，我可真犹豫了，一边是自己的利益，两个孩子都在读书，正缺钱花，去一年可以赚到几万块钱，的确有很大的诱惑力；一边是村里的利益，村里已经搞成了这个样，要是没有一个带班人，只怕会越走下坡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又是一个党员，应该出来带这个头，想法让村民的日子好过一点。犹豫再三，最后我只得倾向了这边，否则我将有愧于10多年的党龄。
面对着外来的压力，我可以置之不理，主要的是要得到家人的支持。说句不孝顺的话，父母管得了我一时，管不了我一世，他们的反对，我可以无所谓，只要爱人同意，父母自然也没话可说了。面对妻子，我每天笑脸相迎，一有空闲就和她谈，真的是从高板凳说到低板凳，甚至信誓旦旦，赌咒发愿都用了，最后的协议是只干一年。说句老实话，当时是权宜之计，只要干上了，也就由不得她了，1999年初，我接过了村支书这副担子。
二、讲原则，从我做起不徇私情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想，既然当了村支书，就得事事讲原则，什么事情都得认真对待，自已带头，否则就无法说他人了。农村有句话叫做：行得端、坐得正，领导管百姓。只要干部做到了，村民自然也就无话可说，自己不讲原则、徇私情，就无法开展工作。
真是规矩不定不知道，一定吓一跳，革命首先就革到自己头上了。我有个叔叔叫伍承初，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按计划生育条例，可以照顾生第二胎。2001年下半年，妇女主任对我说，我堂妹虽然可以照顾生第二胎，但是还没有达到生二孩的时间，已经怀孕 7个月，要做手术流产。我二话没说，当晚就来到了我叔叔家做工作。刚对叔叔说明来意，叔叔就火冒三丈，指着我骂了起来：“你这小子，官没当几天，就摆起架子来了，芝麻大的事你都摆不平，倒做起我的工作来了，你给我滚，老子没得你这样的侄儿。”说着，熙起拢来就在我脸上狠狠地抽了两巴掌，脸上火辣辣的。说真的，长到这么大，还没遭人这样打过，我这是为何起唷。当时真想扭头走了算了，但是，想到这是个原则性的事，不办好别人会怎么看，难道支书的叔叔就可以不按规矩办事吗？那我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于是，我用手摸摸火辣辣的脸，把一肚子的火压了下去，硬是赖着不走，还是叔叔长、叔叔短的做工作，“你打也打哒，骂也骂哒，计划生育政策还是要讲。”我告诉他不是不让生，只不过还挨一年就可以了。我又从为什么政策规定一胎与二胎要有一段间隔的原因作了解释，请他支持我的工作。通过我几天不分昼夜的磨，堂妹终于做了引产手术，同时也为计划生育及村里的其他工作打开了局面。
去年3月，我的一个叔伯弟兄伍成远，背着我找村主任批了一块宅基地，本来他有老宅基地，可他嫌风水不好，想换一个地理位置好的地基。当时村主任碍于我的面子，不声不响地给他批了。伍成远把砖、砂等建筑材料备在新地基上后我才知道，本来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更何况宅基地又不是我管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不但批评了村主任的错误做法，还到伍成远家里做工作，反复强调一人占两块宅基地违反了土地政策，都这样一人占两块、三块，村里的土地岂不要被占完，今后子孙用么得耕作。伍成远很生气，指着我说：“你这个人只会杀家刀子，个人屋里的人还没有别人好说话。”面对这种情况，我从国家的土地法谈起，把建国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土地占用情况给他作了详细的介绍，又给他说了几个违反土地法最后被强制拆除的典型，终于做通了工作。就这样，我硬是把给他批了的宅基地收了回来，自己又抽时间给他转运了几天的建筑材料才算完事。
三、讲效益，开拓进取不怕难
在我干支部书记的几年间，群众根据我干工作的特色，给我取了一系列的外号，如：“铁公鸡”、“猪脑壳”，而最突出的要算“败家子”了。
2000年，我和村支两委的同志为了消除村里的债务，发展村里的经济，决定实施两个方案：一是将村里闲置的10多间房子和加工厂进行拍卖；二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村里的60多亩收益不大的茶园，改造成杉木林，另外将100多亩干榜田改造成碰柑基地。消息一传开，就受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村里的一些长辈，甚至一些党员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祖宗留下的家业，怎么说卖就卖、说毁就毁呢？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父亲的几个老伙计，他们一起找到我父亲，开门见山地对我父亲说：“伍谷初，你何们养了个败家子儿啥，现在把祖宗留下的产业都要卖、要毁。”气得我父亲拿起拐棍，就往村会议室跑，找到我骂了好一顿。
长辈们对我的指责，我无话可说，因为他是老脑筋、旧思想，最主要的是我的同龄人对我也不理解，说我们村干部只怕是没得钱花哒，想一人分几个钱花。当时我真想不搞算了，吃亏不讨好，还要受气，可是又一想，不搞不行呀，村里的债务怎么还，农民的收入怎么增加？我组织召开了党员 组长会议，从闲置的资产说起，十几间房子，每年空在那里没得一分钱的收入是小事，而且还要拿出几千块钱来维修。房子的窗户、门、钢筋有些都被偷走了，过不了几年就会被偷光、毁完。而村里的债务是一定要还的，而且还有利息，假如卖了这十几间房子和加工厂，一来可以免去每年的维修费，二来又可以偿还一部分债务，何乐而不为呢？另外，村里的六十多亩茶园都是五、六十年代栽植的，茶树趋于老化，品种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每年换不了几个钱，大家都有目共睹，栽上杉树后，由于土地肥沃，不出十五年就能成为我们村里的“绿色银行”。对于那些干榜田，每年投工投劳又投钱，但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一亩田只收100—200斤，仅百把元的毛收入。种碰柑后，一亩起码可产1000多斤，按每斤八角计算，每亩的收入就可上千元。两笔生意何个好、何个差大家考虑。通过开会算帐，层层宣传，大部分党员和村民脑壳都开了窍。对于那些还没有开窍的，我又组织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及在村里有威望的长辈们，上门做工作，又带他们到别的典型村参观，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终于统一了思想，如愿地进行了拍卖、施工。就在这一年，我们村里终于一下子还清了所有债务，还造了80多亩杉林，培植了100多亩碰柑基地。现在杉树长势喜人，碰柑今年就要开花结果了。
四、讲奉献，舍已为人葆先进
通过几年的努力，村里的工作有了起色，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利。但是，我的内心总觉得对不起父母、妻儿。为了工作，基本上我每天都朝出晚归，家里的事全是爱人一手操持，甚至多次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为集体、为他人办事。
我父母都是近70岁的人了，父亲有风湿病，母亲有严重支气管炎，儿子读书，女儿在外打工，田里、地里、屋里的大小事全是爱人一人干。2001年9月，持续的高温干旱使全村80%的耕地缺水，看到田里开裂、禾苗枯萎，我心急如焚。而家里父、母亲的病象是约好似的，两人同时病倒。然而，我不但未给家里帮一点忙，反而偷偷地把家里的300元钱拿出来，租来两台抽水机，组织抗旱。妻子在家里急得直哭，搭别人的信，要我回去，说要送父母到医院去看病。可我实在抽不出来，妻子没法，只好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把父亲背上了汽车，然后把唯一的一副耳环当了200元钱，给父亲治完病才回家。回家后，她大病一场，儿子回来问我母亲怎么瘦成这样，我无言以对，只得偷偷地避开孩子们的眼睛，惭愧地低下了头。
2002年8月，我村一组的组长莫凤吾得了脑瘤，他儿子又长期瘫痪在床，根本拿不出钱来治病。于是，我趁爱人赶集的机会，又偷偷地把她从娘家借来准备给儿子交学费的4000元钱拿了出来，及时地把莫凤吾送进了医院。爱人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说：“你一年到头又没得钱拿回来，反而把儿子的学费钱给用了，这个家我不管了。”她气得回娘家住了一星期才回家。最后，还是她从娘家借来钱给儿子交了学费。
同志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平凡的，我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当初入党的誓言。一名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闪光。今后，我将继续努力，为党旗增辉。
(康佰瑞 整理)
（来源：鼎城）
（编辑：陈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