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布的消息，我国从今年起将贫困线标准从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至1067元，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将由1497万增加到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而且这个扶贫标准还将根据当年物价指数做出调整。其实，这个举措就是把长期以来使用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低收入）两条贫困线合并起来，扶贫开发的首要对象不再区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概念；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也不仅限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是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

　　20年前，我国确定绝对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00元，低收入贫困线是399元（约占当时农民年人均收入的一半）；以后随着物价指数逐年上调，2007年，绝对贫困线达到人均年收入785元，低收入贫困线达到人均年收入1067元（约占农民人均年收入五分之一）。温总理早就坦言，目前我国的贫困标准是低水平的。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提及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新的贫困标准虽然仍然偏低，但与按购买力计算与每天人均收入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比较接近了。重要的是，这项调整被认为不仅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的收入水平，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付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反贫困的成就巨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将近九成，贫困发生率从30%强下降到2.3%，并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因此而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现在随着扶贫标准的提高，我们的反贫困重点也势必有所调整。

　　早些时候，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缺少发言权、权利和遭到社会排斥。这就是说，贫困并不限于物质短缺，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的综合表现；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以及发展机会的缺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消除贫困是21世纪的主要人权挑战”，体面的生活水平、充足的营养、医疗及其他社会经济进步不仅仅是发展的目标，也是事关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人权。各国应尽最大努力推进这个过程，帮助大多数穷人实现权利；而要施行这样的政策和取得进展还应有一个促使各国都这样做的国际环境。摆脱贫困陷阱要求在卫生、教育、营养、基础设施和良好治理等方面迈过关键门槛，这也必须有一系列政策组合和扶贫措施。

　　事实上，穷人最需要的不是慈善性的施舍而是发展的机会。成功的反贫困项目通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穷人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为目标，例如提供有助于实现自我就业的小额贷款；二是为贫困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活条件；三是增进穷人能力和素质，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并学会掌握法律武器，与各种剥夺进行斗争；四是为了减少腐败的发生，这些项目应经由最简捷的途径将资源传递到穷人手里，其运作系统包括：独立的专门机构，有经验有献身精神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严格的项目检查、监督和评估制度等等；五是形成动员穷人参与反贫困的组织机制，这不仅便于互助、合作，合理而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同时也是维护穷人权益的最重要手段。

　　反贫困的实践表明，国家扶持是决定性的，这种扶持，除了政府的直接救济外，主要就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投资，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但是，任何救济或援助都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总是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没有充分受益，总是存在一些顽固性贫困，这就需要关注形成这些问题的制度原因，以及如何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消除贫穷的根源上，赋予穷人切实改善自身处境的力量，即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长远看，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穷人能力、减轻贫困的根本性措施。近年来，联合国有关机构要求在三个方面实施反贫困战略的共同行动：扩大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穷人自身的资本（如土地和受教育程度），进而提高这些资本的回报来扩大发展机会；促进赋权：政府更负责更及时地回应穷人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穷人参与政治程序和地方决策，消除因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而导致的社会障碍；加强社会保障：构筑安全保障体系，抵抗穷人在遭遇疾病、经济打击、歉收、政策性混乱、自然灾害和暴力等情况时的脆弱性，帮助他们应对各种冲击。国家减贫行动必须依据各国情况制定综合减贫战略和优先事项。

　　我国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比较滞后，贫困人口的能力与素质供给还很不足，一些地方今天脱贫了，明天风吹草动又返了贫。如果说，以往贫困标准是生存性的，扶贫只能维持穷人低水平的生存需要，那么，现在就必须转向发展（开发）性的扶贫方式，在制度安排、资金投入、教育培训、产品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提升穷人获取资源的能力。我国的“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地区人民参与扶贫开发，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已经积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成功经验。

　　另外，我国目前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别，与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有极大关联。不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导致了一部分人面临机会不平等，并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竞争的一系列后果。使贫困人口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保证他们的起点能力，是矫正社会不公平的基本条件，也是反贫困新阶段最重要的制度措施。政府在财力有限，不可能进行大量有关投资的情况下，就应该积极借助社会力量办学办培训。无论如何，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体制，激励每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能力；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基于能力的个人发展机会就越大，摆脱贫困的努力就越能奏效。

(临组荐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