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领导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我国改革开放已30余年，当前正处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科学、和谐社会的发展新阶段。我国领导科学当前也恰好处于调整思路、进一步蓄势提高的关键时期。近30年来，我国领导科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鲜为人知和人们对其观望、怀疑到广大领导者和学术界对其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的过程。今天，领导科学已经成为解读和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助推器，成为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学术力量，成为造就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不可缺少的指导理论。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领导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学科的科学性问题、学科的社会功能问题、学科的特色问题、学科的学术品位问题等。深刻反思和厘清这些问题，已成为我国领导科学进一步健康发展和扎实推进的关键。
一、领导科学不应是“官学”，而应是科学
领导科学是揭示领导活动中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即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学问。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作为实践主体，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组织或社会的发展。所谓领导力，就是蕴涵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合力。因此，领导科学对领导活动中领导实践主体的研究，既应包括领导者，也应包括被领导者；既要看到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也要看到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基础、动力和前提作用，特别是要研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互动。
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原因，我国领导科学从产生之初对领导实践主体的研究就聚焦在少数精英身上，特别是集中在党、政、企业等正式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许多学者甚至将领导者定义为领导活动的主体，而将被领导者或广大群众定义为领导活动的对象或客体。这种定义上的模糊和错误使我国领导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并体现出明显的“官学”特征。一些热衷于当“官”并有希望得到提拔，或者已经拥有一定的职位和权力并想在领导岗位上建功立业的人对领导科学饶有兴趣，而升官无望或虽已为“官”但只想经营自己却不想做事的人则对其兴趣不大；在组织中担任高层或主要职务并有较大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对其饶有兴趣，而基层领导干部、副职或缺乏决策权力的领导干部则对其兴趣不大；各种组织中的一般工作人员或广大群众则更是对其敬而远之。这种现象使得领导科学在科学性和应用性上的功效大打折扣。
我国领导科学要提高科学性，必须弱化其“官学”特征。首先，领导科学研究的实践主体，不能仅仅局限于领导者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要研究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基础和动力作用，特别是要研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二者角色的相互转换。“领导者”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十分丰富而广泛的，即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同和追随的人都是领导者。各种正式组织中拥有职位和权力的人是领导者，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带头人或小团体的领袖也是领导者，一个临时群体的中心人物也可能是领导者。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差距越来越小，一些过去只有领导者才能做的事情，现在由被领导者去做同样可以，而且可能做得更好。“领导”已不是少数精英或掌权者的专利，也不意味着职位和权力，而是一种能力、一种责任、一种素质，是人人都能看得见、学得会的实践。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不仅是互动的，而且二者的角色在一定情况下亦可能互换。21世纪的领导科学，应该不断摈弃传统的权力型、英雄型领导观，反映领导活动的真正本质和规律，揭示并倡导平民化、生态型的领导新趋势。其次，领导科学的确应该将领导者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或研究重点。这是因为，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对矛盾中，领导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起主导作用。但领导科学将领导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或研究重点的目的，并不在于仅仅提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政绩，从而使其职位越升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应该使广大领导者通过学习真正认识到：领导的最高境界是员工、下属、群众的自我领导。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更好地引领和促进被领导者更快成长。只有当所有的员工、下属、群众都能够自我领导，都能站在领导者的高度思考组织的发展并有能力解决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时，组织和社会的发展才会具有不竭的动力。为此，领导者要掌握科学的领导规律，运用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在提高自身领导力的同时，大力提高每位组织成员的素质，进而形成组织及社会发展的合力。这样的领导科学才能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发展规律，才符合民主、科学的世界潮流，才能顺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领导科学的作用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社会功能都是有限的。一方面，理论来源于实践。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对实践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因此任何理论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另一方面，理论是通过对人的认识和行为的改变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因此，一种科学的理论能否有效地指导实践还取决于人的能动性，即人们能否运用科学的理论去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而，我国领导科学在其发展和普及过程中，却有一种“万能”化的表现：一是一些学者在教学和宣传中过于夸大领导科学的应用性，从而给学习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学了领导科学就能科学领导；二是一些组织中的领导干部由于受到实践中诸多问题的困扰，也对具有较强应用性的领导科学有着过多的期盼，期望领导科学能够成为解决现实领导工作难题的灵丹妙药。然而，任何理论在实践面前都是苍白的，它只能对人们的实践给予指导，不可能直接变成实践的结果。当领导科学的一些理论与现实相差较大，特别是按照领导科学理论并不能现成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一些社会潜规则却远比领导科学理论更有效时，一些领导者便大大降低了对领导科学的期望和信任度，甚至一些从事领导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对领导科学研究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因而影响了其继续学术研究的自信和热情。此外，领导科学的万能性还表现在一些学者不去潜心研究领导活动的自身规律，而是忙于跟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后面去做诠释，使领导科学成为缺乏理论根基而随风摇摆的“万金油”。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科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对党的路线针政策的宣传和理解也浮于表面，显得苍白无力。
要校正领导科学的万能化倾向。首先，领导科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要理性地认识这门学科的应用价值。社会实践永远都是具体多样、丰富多彩的，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对社会实践某一方面规律的概括和抽象，仅凭一门抽象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回答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过于夸大或神化领导科学的实践作用，会使领导科学的学术价值泛化或庸俗化，反而会降低其学术价值。其次，一门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只有通过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改变或提高才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人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一经形成就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要想改变和提高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甚至经常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领导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通过对广大领导者认识及行为的改变而实现的，不可能成为现成的直接解决领导活动中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领导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在教学和宣传领导科学过程中，应将提高学习者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作为重要前提。过于急切地推广领导科学，一味地夸大和神化领导科学的应用性，造成一些领导干部不切实际地产生“学了领导科学，就能科学领导”的幻想，会助长一些领导干部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对领导科学的宣传和普及也是十分不利的。再次，要理性地认识和处理领导科学研究与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或政党服务的，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等同或代替政治。领导科学为政治服务的方式应该是站在自己的学科视角，用自己的学术语言诠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深化和拓展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自身学科建设，而不能仅仅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随声附和。
三、领导科学既具有综合性，又具有独立性
领导活动是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决定了领导科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领导科学研究必须把与领导活动相关的社会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作为理论基础。然而，综合性学科仅仅具有综合性是不够的。一门社会科学是否具有存在或研究的价值，关键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30年来，我国领导科学的应用性虽然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但学术界或有关部门对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尚存疑问，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领域还不够明晰，学科特点还不够鲜明，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对于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新兴学科来说，在尚不能把握本学科特有的研究领域，揭示该领域特有的矛盾和规律，并具有完善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就去与老学科抢滩，是很难立足和让人信服的，也不能很好地证明该学科的学术价值。
领导科学要把握自身的学科领域并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首先，应搞清本学科领域的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问题。如：到底什么是领导？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领导活动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其次，要搞清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通过与相关学科的比较，明晰本学科的特殊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领导科学不同于哲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揭示人类领导规律的应用性学科；领导科学不同于政治学，它是研究包括政治领导现象在内的人类社会领导实践普遍规律的科学；领导科学不同于管理学，尽管它与管理学研究的某些内容有相近之处，但它着力研究的是管理过程中领导层面的问题。总之，领导科学是借鉴相关学科中有关领导问题的阐述，探索“领导”这一特殊社会实践的特有规律的相对独立的应用性学科。再次，要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完善本学科的理论架构，做到根深叶茂。要使我国领导科学根深，就要夯实其学科基础，即探索领导活动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领导科学的基本原理。要使领导科学枝繁叶茂，就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完善领导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纵向方面，应加强中外领导思想历史研究；在横向方面，应构建完善分支体系，如领导决策学、领导用人论、领导协调学、领导心理学等；在社会分工方面，应加强对党政领导、企业领导、军事领导、教育领导等各行业、各战线的领导规律的研究；在论著方面，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领导思想、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及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思想以及中西方领导学研究名家名作的研究。
四、领导科学要避免低俗、提高品位
一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即其理论的深度、高度、科学性、逻辑性，体现了该学科的学术品位。学科品位既影响着该学科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影响着学术界及社会对该学科的评价和认同。决定一门学科学术品位的关键因素在于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价值取向，即研究者是否具有研究该学科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能否淡泊个人名利、潜心治学并对学科发展具有较高的目标追求。
在我国领导科学研究队伍中，一股低俗之风极大地影响了领导科学的学术品位。表现之一是“媚己”。由于领导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因而从开始走向社会就受到了广大领导干部的推崇和热爱，由此也引发了许多学者抢滩占点、著书立说、标新立异、建功立业的热情。但是，一些学者在理论研究中热情有余而严肃性不足，浮躁之风较为严重。例如，一些学者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不是潜心研究领导规律，而是为了晋升职称等个人名利的需要而热衷于炮制成果，致使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上汗牛充栋，但低水平重复的成果大量存在；一些学者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疏于刻苦求证，热衷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随意解释概念、提出规律，造成理论体系、基本概念、范畴的混乱，对学习者的认识和行为产生了很多误导；一些学者缺乏必要的理论积累和实践体验，不是从领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而是从自己以前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偏好出发，忙于抢滩占点，将自己的专业背景知识和经不起推敲的个人观点强加给领导科学，从而使其研究的所谓“领导科学”成为既不像领导科学又不像其他学科的“两层皮、四不像”。表现之二是“媚外”。由于我国的领导科学是新兴学科，因此在创立之初必然要借鉴大量古今中外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决定了其领导科学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因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领导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领导科学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一些学者在领导科学研究中不是借鉴或批判地吸收西方国家的优秀研究成果和经验，而是“言必称希腊”、照搬照抄。由于文化不同、国情不同、体制不同等原因，致使这些照搬照抄的领导科学只是装点了一些学者的门面，并未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表现之三是“媚官”。一些学者为了使领导科学受到广大领导干部的欢迎，不是致力于用领导科学的客观规律去引领、指导或规范领导者的领导行为，而是一味地迎合部分领导干部的特殊口味，甚至将一些社会潜规则作为领导艺术趋媚于少数领导干部，结果使其宣传的领导科学成为失去科学性的官场权术。
要提高我国领导科学的学术品位，我国领导科学研究者必须做到：一要端正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崇尚科学品格，淡泊个人名利，坚持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不是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偏好出发，不是急于标新立异，而是从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出发，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建设和发展。二要夯实理论功底，提高研究能力。领导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要提高领导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领导科学研究者既要具备与领导活动相关的多方面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领导实践体验，同时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能力。三要立足本土、兼收并蓄，既努力吸收西方国家领导学研究的精华，又结合中国的领导实践，不盲目照搬照抄。要从西方国家的领导理论中学习并借鉴那些具有前沿性、规律性、工具性、操作性的内容，摈弃那些不符合我国国情并隐藏着资产阶级追逐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的理论糟粕。四要注重领导科学的严肃性，发挥理论的引导作用，引领而不是一味地迎合部分领导干部的需要。要将真正具有前沿性、科学性的领导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广大领导者，不是帮助领导者成功地做“官”，而是帮助领导者实现科学领导；不是帮助领导者谋求更高的位子，而是帮助领导者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是帮助领导者寻找做“官”的感觉，而是帮助领导者明晰自身的角色。
综上所述，领导科学是一门充满活力、魅力无穷的新兴学科，领导科学的建设和发展任重道远。领导科学研究者只有不断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和问题，探索学科建设的科学方法和规律，才能使我国领导科学不断发展壮大、扎实推进，成为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学术力量。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