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复杂性科学（Sciences of complexity），不仅带来了人类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也带来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本文就领导规律研究问题，尝试用复杂性科学的视野作些探讨。
一、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领导规律研究审视
领导科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创立以来，就一直把研究、认识、把握和运用领导规律作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领导规律研究一度成为领导科学界的热点，几乎所有的领导科学教材和著作都认为，领导科学就是研究领导规律、指导领导实践的科学，并且提出了许多所谓的领导规律，好像只要我们认识和把握了这些规律，并遵循和运用好这些规律，领导目的的实现和领导目标的达成就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了。但是，近30年过去了，领导实践活动的现实好像大谬不然，一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规律在指导领导实践方面并没有那么神奇，有些规律也并不像它的发现者所宣称的那样是确定不变的真理，有的被证明并不是规律，有的甚至成了谬见。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领导规律？像领导科学这样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究竟有没有规律？宇宙万事万物真的普遍存在着内在的、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的不变规律吗？
关于这种反思，其实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外学者就有涉猎，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袁继红：《析社会科学中的规律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3期）。享普尔（C.G.Hempel）1942年发表的《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一文掀起了这场争论的高潮。其基本观点有三：一是人文社会科学是有规律的，其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主要代表人物有亨普尔（C.G.Hempel）和肯凯德（H.Kincaid）等人。二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不存在规律，价值与意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有狄尔泰（W.Dilthey）、李凯尔特（H.Rickert）等。三是人文社会科学是存在规律的，但是它们在功能和范围上与自然科学的规律可能截然不同。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方法既要保证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又要充分考虑人的意向性所带来的价值、情感等问题。主要代表人物有韦伯（M.Weber）、戴维森（D.Daridson）等。这种争论表面上看是规律研究和研究方法之争，实质是规律观、科学观之争，是经典科学观、规律观与现代科学观、规律观的争论。
纵览领导科学在我国创立以来有关领导规律研究的历程，领导科学界对领导规律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认为领导规律是指领导活动中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和发展趋势（奚洁人、郑金洲、于洪生主编：《中国领导学研究2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深究一下，原来这一认知是从传统的哲学教科书和经典科学观、规律观中照搬过来的。传统哲学教科书认为，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反复起作用，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但能认识和运用规律。“认识就是研究思想之外现实世界中某种事物、某种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这里包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内在的、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铁的不变规律。它们是先在的、不可改变的宇宙行为准则。“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的全部理论依据就是经典科学的三条原则：自然性一致原则、实体永恒原则和因果性原则。这三条原则的背后蕴涵了一个重要思想，即确定性。如果一种事物的存在必定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发生，那么规律就被证明了，而一旦规律成立，只要遵循规律的步骤，那预期的结果就会达成。这是经典科学观、规律观中所倡导的“因果论”、“还原论”、“决定论”最核心的思想和观点。人们由此推理，领导活动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当然也存在着这样客观的、普适性的规律。也就是说，领导科学作为科学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探寻领导规律，并运用于领导实践。领导科学研究的唯一任务，就是探寻领导规律。领导者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按规律行事，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就会失败。所以，所有领导活动不过是领导规律的“例行公事”罢了。然而，领导活动的实践发展逻辑并非如此。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探寻到多少条像经典科学观、规律观所要求的，具有基元性、客观性、本质性、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可逆性、重复性、平衡性、可量化性、线性、清晰性、实征性、中立性的所谓领导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在实践中按这些所谓的领导规律办事，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领导成效。相反，我们在活生生的领导实践活动中，却发现了许多与自组织性、主观性、偶然性、突变性、不可逆性、单一性、非平衡性、不可量化性、非线性、混沌性、模糊性、非中立性等密切相关的领导现象，而且它们对领导活动的发展和成败起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这些都是经典科学观、规律观以及由此产生的线性因果的观察视角和还原论、决定论、简单论的研究思路所无法解释的。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复杂性科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并不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的。偶然性并不是‘没有被发现’的必然性。一切都是必然的和有规律的、偶然性是‘没有被发现’的必然性这些命题，只有在近平衡态、平衡态、远平衡态的线性区域，才是绝对正确的。除此之外，在远离平衡态时，这一结论就成了绝对的错误。在远离平衡态时，一切都是偶然的。而且，越远离平衡态，分叉越多、分衍越快，甚至出现混沌现象。在远离平衡态的分叉临界点上，任何微小的扰动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巨涨落”（赵凯荣：《复杂性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复杂性科学说明，在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在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在事物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由于大量的随机作用、非线性、因果不等当性等复杂性存在，规律并不就是事物本质的、必然的性质，也不必然是事物诸联系中的决定因素。规律只是事物诸性质中的一个性质，且不是唯一的性质。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现象，其中有些随机现象是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仅要认识规律，还要认识个性和反常现象，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关注的更多的可能并不是规律，而是其他性质。正如复杂性科学所反复强调的，“实际上，偶然性同必然性相比不仅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而且对生物进化和新质的创造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必然性”（赵凯荣：《复杂性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所以，领导活动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由于主要涉及“人”这一最复杂的生命系统，对其规律的研究应遵循复杂性科学范式来进行，同时，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寻找领导现象背后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探寻了近30年而没有找到几条真正的所谓领导规律，以及领导规律对领导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也是用经典科学观、规律观和简单性范式来研究复杂的领导活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二、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领导规律观的变革
复杂性科学把非线性、不确定性、偶然性、自组织性、不平衡性、不可逆性等作为认识的对象，打破了经典科学观、规律观被“必然性王国”统治的局面，带来了领导规律观研究的革命性变革。
在经典科学观、规律观视野里，领导活动过程中本质性、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是领导科学研究的根本追求，人们从事领导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领导规律，并运用领导规律指导领导实践。而在复杂性科学视野里，并不是一切领导活动都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都有规律性。领导活动作为人类最为复杂的实践活动，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一是非线性复杂性。复杂性科学认为，在自然、社会、思维中更为普遍的存在是非线性。在非线性复杂系统中，对系统与其组成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许多关系甚至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都不能简单地忽略不计，因为在远离系统平衡态时，它们都可能具有“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并被放大出来，而系统处于平衡态（线性因果作用）时，没有与其运行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不过是一片“死寂”。非线性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变动和变量关系是不均匀、不规则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因果不等当性的，这样系统在发展中必然导致“对称性破缺”和“不可逆”。非线性完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因果观和规律观，也为世界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提供了合理的说明。
二是内时空复杂性。复杂性科学中的内时空复杂性表明，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决定性的，它是具体的、历史的。脱离了具体实在的本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某些条件下，现象及其中的特例、反例、偶然、无序等可能反而是本质的重要显现。从内时空复杂性来看，因为存在着随机作用和因果不等当性，所以现象与本质是一体的，否则，任一事物都将被分裂成两种时空界面，其中一种时空界面（本质）是超时空的。由于不可逆的原因，在对一些具体现象进行研究时，对本质的还原论未必有效。所以，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未必能够概括、解释得了现象，特别是随机事件，至少规律和现象是不可逆和共生的。
三是内随机复杂性。复杂性科学认为，随机性的发现不一定就构成对必然性、规律性的威胁。内随机复杂性表明，任何事物都具有内随机性（确定中的随机），偶然性是自生的，而不是内在必然性受到外界的干扰才产生的，虽然外在的干扰也能导致偶然性。也就是说，事物存在着真正的偶然性，它们并不是“尚未被发现”的必然性。必然性并不比偶然性优越，相反，偶然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对生物进化和新质的创造的意义都较必然性的作用要大，并不是偶然性背后都有必然性。
领导活动作为复杂系统的这些特性，对传统的领导规律观提出了挑战。
1.规律不一定是本质的体现。传统规律观认为，规律是本质的体现。这一观点不再适合复杂性系统。规律作为本质的体现，只有在近平衡态、平衡态或远平衡态的线性区域才成立，只有在宏观系统的“大规模预报”和“长期预报”中才成立。本质不是决定性的，“有什么本质就有什么结果”在复杂系统中不一定成立。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在事物诸多性质中才存在某种根本性质，事物的其他性质也能体现本质、反映规律。
2.规律不一定是必然的联系。传统的规律观认为，偶然性是“没有被发现”的必然性。实际上，这一命题只有事物在平衡态、近平衡态、远平衡态的线性区域，才是绝对正确的；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领域，一切都是偶然的，越远离平衡态，分叉越多，分衍越快，甚至出现混沌现象。在远离平衡态的分叉临界点上，任何微小的扰动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巨涨落。由此可见，事物并不都是具有必然性的，也不都是有规律的，有必然性的事物和有传统意义上规律性的事物只是一小部分。
3.内在性并不一定导致必然性。传统哲学教科书上讲“任何偶然性都服从于其内部隐蔽着的必然性”。这一认识在线性状态下是成立的，但在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内在性也会产生偶然性。偶然性同必然性相比，不仅数量上多得多，而且对生物进化和新质的创造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必然性。也就是说，内在性并不导致必然性（规律）。
这些挑战显示了传统的经典规律观的局限性。纵观人类规律观的发展历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人的偶然性的、混沌的非决定论规律观，各种形式的必然性决定论规律观，现代的确定性混沌规律观（林夏水：《非线性科学与决定论自然观的变革》，《理论视野》2002年第3期）。第一阶段规律观指的是原始人对自然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因为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用图腾、宗教等神秘方式加以解释。第二阶段规律观是建立在经典科学之上的动力学规律观，是解释原因和结果的存在方式和联系方式的理论，认为因和果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只要初始状态一定，则未来状态可以由因果法则进行准确预测。第三阶段规律观是建立在非线性复杂系统既确定又随机的混沌观基础之上的，表示自然、社会、思维等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复杂的，既必然又偶然。它所遵循的是非线性规律，既有别于经典科学中的动力学规律，又有别于现代统计学规律。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既有规又无规或既无规又有规的新的规律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它使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呈现三种状态：当必然性占据支配地位时，呈现必然现象；当偶然性占据支配地位时，呈现偶然现象；当必然性与偶然性处于交织状态或不分主次时，呈现确定性混沌现象或非线性现象。此时，它们表现为三种联系形式：必然联系、确定性混沌联系、偶然联系，而作为两极的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确定性混沌联系”阶段相互转化。从规律的表现形式看，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必然性）和非线性规律（确定性混沌），而领导规律等人文社会科学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性规律（偶然），外加少量的非线性规律（确定性混沌）。
为何领导规律主要表现为非线性规律和统计性规律？这是由领导现象的文化性决定的，因为领导活动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人的活动具有意向性、价值选择性，这就决定了领导规律的文化性和复杂性，所以不能以传统的经典科学观的方式方法来探寻领导规律、认识领导规律。
三、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领导规律研究的深化路径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深化对领导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思路和方法。以复杂性科学为指导，深化对领导规律的研究，当前最主要的是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树立非线性的、复杂性的领导规律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将规律看成“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和发展趋势”这一经典科学规律观，从领导活动作为复杂系统的实际出发，一方面注意从纷繁复杂的领导关系中找出稳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对领导规律必须重新理解。领导科学的复杂性远比自然科学的复杂性要强，领导活动系统是一个混沌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常常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领导活动的发展通常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突变的，也可能是渐变的；可能是由确定性因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随机性、偶然性因素造成的。领导规律常常表现出非线性、非必然性。树立非线性、复杂性领导规律观，一要把握领导规律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领导科学有规律，领导规律还是客观地存在于领导活动中的。在领导活动中，我们总能找到一些相对稳定的联系，这就是领导规律的确定性。但是，领导规律包括自然界的规律并不是绝对的、永恒的，随机现象常常扰乱规律的正常轨道，这就是领导规律的不确定性，即随机性。领导规律与人的活动及活动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相对于自然规律，它更具有伸缩性和延展性，更富有弹性，对领导现象的说明和解释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常常表现为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这是由领导活动的非线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二要把握领导规律发展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任何领导活动都具有发展性。一方面，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领导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要求是不同的，不同的时代对领导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领导活动形态各异，其规律性的表现也各有不同；另一方面，领导规律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基本的稳定关系。三要把握领导规律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人类的领导规律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条件下指导领导实践，但这种适应性是有限的，因为受领导活动自为性影响，领导活动本身就是“文化涉入”、就是价值关联的。领导活动世界是一个由思想极为丰富、生动活泼的生命有机体组成的复杂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情感、意义、欲望和非理性的文化世界，是某一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受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领导规律在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总之，由于领导活动的复杂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领导规律。
2.重视非线性规律和统计性规律的研究。对于领导活动中的许多现象和实际问题，运用现代非线性统计学和数量学的方法来寻求其中内在的规律性，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领导活动作为复杂系统，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统计学、数量学意义上的规律。非线性统计学、数量学意义上的规律往往展示的不是事物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表现偶然关系或因果关系外的、定量的规律性关系。它不仅不排除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而且正是在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中才能观察到规律性。但长期以来，我们在领导科学研究特别是领导规律研究中，缺乏统计传统和数量传统，大量进行的是质的分析，缺乏量的分析，几乎没有领导数理统计、概率论、数量模型等概念。殊不知，在现代科学殿堂里，有许多像领导科学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都是在获得了现代统计学、数量学等工具的支持后，才取得重大突破的。复杂性科学也正是在现代非线性统计学、数量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离开了现代非线性统计学、数量学等工具的支撑，就没有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中的许多分析方法、推理方法、判断方法、数值方法、构建模型的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等，都是从现代数理统计学、数量学等方面借鉴和引用过来的。在复杂性科学视野下深化领导规律研究，就应该重视对非线性规律和统计性规律的研究，就应该大胆学习借鉴复杂性科学中的一些非线性统计、数量分析方法来探寻领导活动的规律性。当然，由于领导活动是与人的愿望、动机、需要、意义等价值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艺术性和非理性，其规律性十分复杂，有些东西很难统计、测量，更难以数量化，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常常不完备、不精确，且允许反例存在，其揭示的“必然性”是由大量的随机事件来表征的，并只能在具备一定数量的随机事件时才表现出来，任何单一的某种事件都不能单独地反映出必然性。其实，这正是非线性统计性规律的精髓所在，也是领导规律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可以说，领导活动中几乎不存在确定性的规律，有的只是大量的非线性规律和统计性规律。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专注于所谓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的研究，而忽视了非线性、统计性规律的研究，因此，用复杂性科学视野深化领导规律研究，必须重视非线性规律和统计性规律的研究。
3.关注领导过程中的各种领导事件的研究。在经典科学观、规律观视野里，领导过程中的领导事件是被等同于特殊性、偶然性、变故性等而被驱逐出领导科学研究圣地的。在经典科学观、规律观看来，领导活动是有规律的，领导事件不过是领导活动中的偶然现象，没有实在意义。它们要么认为领导事件这样的偶然性不过是领导活动的必然性（规律）被外界环境干扰影响的结果，要么认为领导事件不过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条件和能力的限制，暂时还不能完全认识的规律，即从本质上说，它也是领导规律的表现。换句话说，没有偶然和事件，只有没被认识到的必然和规律。事实上，“人们在思想史上经常碰到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当一个观点扩展到距出发点最遥远的领域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出发点发生了一个革命，使这个观点根本失效”（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今天，科学在所有的领域里，特别是在理解一切进化的事物时，都愈益和随机事件打交道，宇宙似乎同时是宇宙和事件：一方面，它是由规律性的、重复的、固定的特点构成的（物理学）宇宙；另一方面，从它的独特性和现象的特点（涌现、不可几性、非连续性、偶然性等）来说，它是一个事件，因为它既不是可以逻辑地认识的，也不是可以统计地测算的。我们在考察着一个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宇宙。经典科学的发展越越表明，必然性和偶然性、规律和事件至少是共同存在的，偶然性和事件成为科学规律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领导活动的存在形式来看，领导活动是一种物理性存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存在。领导活动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领导活动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科学活动，而是非常复杂的人类实践，领导规律概括不了领导活动，领导活动不能也无法用“还原论”、“决定论”、“因果论”等简单性思维方式来把握和预测，领导活动具有情境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领导科学研究不仅仅是探寻和遵循领导规律，还要（可能更加要）关注领导事件。那种片面强调领导规律的普适性而忽视个性和偶然，总想利用所谓的规律来消解事件和个例，把它们纳入正常、必然和共性之中，并且似乎后来也总能找到各种解释的必然说明——消解领导事件的想法和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实际上，领导事件是领导过程中的偶然、个案、情境，它虽得不到规律的支持，但集中体现了领导活动的复杂性，是领导实践活动经常面对并要不断寻求解释、说明的领导问题。关注领导事件的领导规律研究，其实质就是要以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把握领导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那些离开具体的领导情境，“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的废话”，不是领导规律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要把领导事件作为探寻领导规律的重要抓手，让领导规律研究回到领导事件本身，这实际上是对以普适性领导规律为内容的领导规律研究倾向的纠偏和回归，也是解决所谓领导规律不管用、领导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对领导事件的深入研究，不去追求所谓哲学式的普遍规律，而是通过对具体时空中的领导事件的研究，追求一种情境化、个性化的领导规律。离开对领导事件的关注，领导规律的“双脚”就离开了大地，其普适性与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就不可能对现实的领导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和解答，就不可能探寻出真正的领导规律。回到领导事件本身，在真实的领导情境中研究把握领导规律，应成为一种理论立场。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典科学观、规律观的束缚和影响，打开领导科学规律研究的新视野，从有序与无序的结合中揭示领导活动的真正规律。
（作者分别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62370部队助理员）
